聚焦中國發展高層論壇 高頻詞描繪全球經濟“熱力圖”

以“邁上現代化新征程的中國”為主題的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21年會3月20日至22日在北京舉行，來自國內外的政府官員、知名學者和企業家代表通過“線上+線下”的方式齊聚一堂。經濟復蘇、碳中和、科技創新、數字貨幣、金融開放與風險防控……經濟大咖討論中的高頻詞顯示了海內外的關注點所在，串聯起一幅全球經濟話題的“熱力圖”。這些思維火花的碰撞，也有助于我們更好地理解和思考世界經濟到底怎么了、會怎樣以及該怎么辦。

經濟復蘇

在經歷了新冠肺炎疫情的巨大沖擊后，進入2021年，全球對經濟復蘇充滿期待。國際機構和主要經濟體都調高了對今年經濟增速的預測，但全球經濟的復蘇仍然不穩定、不平衡，疫情導致的各種潛在風險不容小覷，當前經濟復蘇還面臨哪些風險和挑戰？未來中長期全球經濟前景如何？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第一副總裁杰弗里·岡本表示，IMF1月份預測今年全球經濟增速為5.5%左右，但在美國和其他國家經濟刺激的情況下，可能速度會更快一些。杰弗里·岡本同時指出，經濟復蘇還面臨不均衡、疫苗接種不確定性、債務風險加大等諸多挑戰。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約瑟夫·斯蒂格利茨表示，無論是從數量還是質量上來看，都對美中兩國的經濟復蘇比較樂觀。中國今年GDP增速預期目標是6%以上，高盛的預測是8%，這表明中國可以消除疫情的影響，有不錯的經濟增長前景。美國的增長可能沒有這么強，但其財政刺激政策力度很大。

至于美國刺激政策是否會引發通脹，斯蒂格利茨表示不太擔憂，因為首先美國和世界其他地方的潛在產能是充分的，其次美國也具備調整的政策工具，包括加息和其他貨幣政策。再加上與5年前、10年前相比，當前可以收集到各種各樣的實時數據，從而及時作出調整，采取行動。

國際清算銀行總經理奧古斯汀·卡斯滕斯也持相似觀點：今年毋庸置疑將迎來更加強勁的復蘇。至于通脹，他認為應該考慮到過去10年通脹處于一個較低區間，同時相關的勞動力市場、刺激政策延續性、央行工具性等因素都要綜合考慮進去。“對通脹的控制不能以犧牲增長為代價，我覺得這個風險是值得冒的，我也相信各國央行是可以控制住的。”奧古斯汀·卡斯滕斯說。

哈佛大學榮譽校長、美國財政部前部長勞倫斯·薩默斯對全球經濟復蘇前景顯得沒有這么樂觀，“我們現在所處的情形和40年前是完全不同的，不管是財政政策、貨幣政策方面，還是大量的儲蓄方面，都有一些過熱的風險”。他認為，拜登政府通過的經濟刺激計劃可能會引發世紀性的通貨膨脹壓力，這將影響美元的價值和全球金融穩定。

英國《金融時報》首席經濟評論員馬丁·沃爾夫表示，現在全球的需求相對于供給來說是疲軟的，所以整個世界都對刺激需求感興趣。于是各國出臺各種經濟刺激方案，帶來的后果就是債臺高筑。這次和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時不一樣。“從短期看，從現在開始的3年至4年，我們可能會經歷上個世紀70年代以來的一次非常大的通脹。”沃爾夫說。

不均衡的“K形復蘇”成為幾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關心的一個話題。斯蒂格利茨在回答經濟日報記者提問時表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應充分利用特別提款權（SDR）推動經濟復蘇，一些國際收支盈余的國家可以將他們的SDR份額分配給有需要的國家，從而幫助全球更好實現均衡復蘇。同時，各國在推進自身經濟復蘇時，也應更多思考均衡的問題。

普林斯頓大學教授、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安格斯·迪頓表示，從全球來看，不平等在未來將更多地依靠各個國家來解決。就美國國內而言，機會的不平衡和收入的不平等已是痼疾，并帶來了民粹主義的思潮，如果不加以遏制，可能會成為結構性問題。

紐約大學教授、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邁克爾·斯賓塞建議，不僅要看到收入的不平等，更要重視機會的不平等問題，不僅要對稅收進行再分配，而且要加大對職業培訓和教育的投入力度。

碳中和

氣候變化是目前全球最重要最緊迫的議題之一。世界和中國向碳達峰、碳中和邁進的主要挑戰是什么？如何構建綠色投融資體系？

“氣候經濟學之父”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教授尼古拉斯·斯特恩表示，“中國有能力在電力系統、城市建設、交通等領域找到解決方案，期待中國在‘十四五’期間能夠取得進展，并盡快實現綠色轉型，成為全球典范”。

麥肯錫公司董事長、全球總裁施南德表示，在應對氣候變化方面，中國已經取得了一定進展，尤其是在可再生資源和綠色創新領域。而后疫情時代將會為中國創造獨特的機遇，加速邁向碳中和，脫碳行動將可能顛覆所有行業和領域現有的商業模式，需要政府、企業和個人的共同努力。

“碳達峰和碳中和是相互關聯的兩個階段，它們的辯證關系是‘此快彼快、此低彼易、此緩彼難’，因此‘十四五’是一個關鍵期和窗口期。”清華大學氣候變化與可持續發展研究院常務副院長李政指出。

低碳發展離不開綠色技術革命，施耐德電氣公司董事會主席、首席執行官趙國華認為，數字化和清潔電氣化結合是實現碳中和與可持續發展的最佳路徑。電力與數字化的結合將極大減少能源消耗，降低碳排放，從而推動全社會向可持續發展轉型。

實現碳達峰、碳中和的過程也蘊藏著大量機會。高瓴資本集團創始人兼首席執行官張磊表示，綠色轉型過程將有力引導大量社會資本轉向碳中和領域，綠色股權投資正當其時。

科技創新

近年來，全球科技創新已進入空前活躍期，新一輪科技革命重塑了全球科創版圖和產業鏈，各國從科技創新中獲得了巨大紅利。同時，各國在競爭中獲得優勢和保證安全的需求也更加迫切。全球科技創新發生了哪些變化，下一個顛覆性技術將出現在哪里？

清華大學蘇世民書院院長薛瀾表示，近年來全世界的創新領域有兩個重大變化，一是第四次工業革命的興起，二是中國創新的崛起。“中國科技文章的發表數量已經超過了美國，中國的科學家、科技界對全世界的貢獻是巨大的，授予中國的專利數也超過了美國和其他國家。”

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高級研究員胡弗鮑爾表示，通過貿易和直接投資傳播技術，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全球繁榮的重要推動力之一。但現如今，一些主要經濟體間的地緣政治緊張關系提高了國家安全的壁壘，從而對技術在全球的持續傳播產生了威脅。

“如果進入‘技術冷戰’，全球就會失去和平和繁榮，所以我們必須尋求一些新規則，能夠彼此適應對方的要求。”《紐約時報》外交評論專欄作家托馬斯·弗里德曼說。

下一個顛覆性創新將會是什么？中國科學院院士、南方科技大學校長薛其坤分享了其作為一名物理學家的長期思考。過去250多年里，人類經歷了三次工業革命，其共同特點是對化石能源的開采和利用。如果沒有化石能源，今天所有的高科技都不存在。為了保持目前的工業發展水平，保持現在的高科技，薛其坤認為，下一個顛覆性技術將是基于光電效應的太陽能高效利用與可持續循環，要在基本不使用化石能源的情況下，用包括太陽能電池在內的清潔能源，保證三次工業革命發展出的主要核心技術能被持續運用。

特斯拉公司CEO埃隆·馬斯克認為，人工智能、自動駕駛、3D隧道等都是未來顛覆性的技術，人工智能甚至已經被應用于研發疫苗。此外，還可以讓生命走出地球，去探索其他星球，來確保人類可以保持意識的傳遞和延續。

數字貨幣

近年來，以比特幣為代表的加密數字貨幣受到很大關注，到底該如何看待數字貨幣？對全球貨幣體系和支付體系會帶來哪些影響？

對于比特幣，有“末日博士”之稱的美國紐約大學教授，魯比尼宏觀研究公司主席、首席執行官魯里埃爾·魯比尼認為，雖然加密貨幣、比特幣的價格在上升，但它們不像房屋或者金子，沒有內在價值。

相較于比特幣，魯里埃爾·魯比尼更看好央行數字貨幣的前景，“央行數字貨幣的創新之處并不是建立像支付寶、微信等可以進行數字交易的系統，而是原則上每一個家庭、企業、非政府組織、非營利組織、銀行可以使用數字形式的儲備與央行及其他的銀行進行交易，它可以成為所有體系的一個儲備形式。隨著時間的推移，它可能將會顛覆目前基于貨幣儲蓄的銀行體系”。

在斯坦福大學教授、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邁倫·斯科爾斯看來，數字貨幣會加速商業領域的創新，因為數字貨幣將使所有金融交易的交易速度變得更快。個性化的解決方案和更靈活的實施將變成可能，跨時間和時間序列的數據將減少執行中的錯誤，對金融系統的信任度將提高。

去年，中國人民銀行開始試點數字人民幣，走在了央行數字貨幣探索的前列。“在貝寶，所有人都對中國以及世界各地中央銀行數字貨幣的潛力感到興奮，我相信數字貨幣的發展將為我們創建更安全、更便捷、更精細的普惠金融基礎設施創造機遇，并最終有助于改善全球民眾家庭和企業的財務健康。”作為第一家在中國獲得在線支付服務許可的外國企業，貝寶總裁兼首席執行官丹尼爾·舒爾曼同時強調，中國已經是全球數字貨幣發展的領導者之一。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副院長、北京大學數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黃益平提醒說，數字貨幣的國際競爭可能已經開始出現，數字貨幣的發行和發展將來有可能改變國際貨幣體系。人民幣能否參與到競爭中還有很多的門檻要跨過。

風險防控

近年來，中國金融業對外開放步伐加快，進入一個新的階段，也面臨許多前所未有的挑戰。

中國銀行行長（候任）劉金表示，全球金融體系面臨的壓力風險來自三方面，一是全球經濟復蘇的不確定性，新興經濟體疫苗接種還面臨許多困難。二是超寬松的政策導致的債務增長。三是金融和實體背離，國際市場金融調整風險仍然在加大。長期國債收益率上行，大宗商品價格在去年大幅度波動以后大幅下降，金融市場的非理性繁榮背后是金融和實體的嚴重背離。

在中國工商銀行董事長陳四清看來，金融風險在當前出現了一些新特點：一是金融的風險共同治理機制減弱。去年以來，各國都采取了兩百次左右降息的動作，但宏觀經濟政策協調有限，寬松的貨幣政策雖然有助于解決短期的流動性危機，但無法從根本上解決結構性失衡問題，并可能催生新一輪資產泡沫。二是超常規政策形成了長期潛在影響。全球已經有近40個國家和地區的央行采取了零利率或者負利率政策，扭曲了傳統的資源配置和投資的估值，增加了市場的波動和信用違約概率。三是金融風險的高度關聯性更加凸顯，特別是數字經濟快速發展，資金流和信息流在更大范圍內聯網，市場主體資產負債表高度關聯。

全球金融風險對中國的金融開放有何影響？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理事長李揚表示，金融業的進一步對外開放帶來的風險，是國內金融市場和國際金融市場打通之后帶來的風險，一是國際收支，且更應關注國際收支平衡和健康；二是對外資產和負債問題；三是對外投資的分層管理和甄選問題，中國對外投資很多，管理有待改善；四是需要保護海外利益。

李揚指出，實現更高水平對外開放，需要解決兩個問題：一是必須積極地參與國際金融體系改革，二是需要人民幣穩步國際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