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元終究還是美國的難題

美元的歷史積弊和現實困境經由這一輪通脹集中表現出來，美國的政策應對和揮之不去的體制痼疾，讓美元的通脹夢魘逐步變成現實，拜登政府今年就職后也未能扭轉這種局面。近年來，美國國內無節制提升債務上限，并頻繁以此為由展開黨派斗爭，將美元信用一步步推到懸崖邊緣。由于缺乏有力的競爭對手和監督機制，美元在全球貨幣體系中擁有所謂的“絕對權力”，這是其產生問題的真正根源。

　　1971年，當時任美國財政部部長的約翰·康納利在十國集團會議上傲慢地說出那句“美元是我們的貨幣，但卻是你們的難題”之時，美國仿佛對美元信用透支引發布雷頓森林體系瓦解毫不在意。誰承想，不過半個世紀之后，在國內新冠肺炎疫情失控、毫無節制超發貨幣、通脹問題高度關聯政局等多重因素作用下，美元終究還是成了美國的難題。

　　今年以來，“無上限”量化寬松政策支撐了美國經濟增長，同時帶來極為嚴重的副作用——美國通脹數據在“暫時性”的預判中一路高漲，5月CPI同比漲幅達到5%之后再未回頭，11月CPI同比上漲6.8%，達到1982年6月以來最大同比漲幅。雖然美聯儲主席鮑威爾日前通過改口“通脹不是暫時性的”等鷹派表態，平復和引導了美國市場預期，美國當局也借機淡化“貨幣政策由超寬松轉向收縮”這個關鍵轉折的影響，然而美元的歷史積弊和現實困境終究還是經由這一輪通脹集中表現出來。

　　眼下的窘況是美國多年來透支美元作為主要國際貨幣的信用而結出的惡果。無論是在布雷頓森林體系運作時期，還是“石油美元”體系建立至今，周期性出現美元信用危機且愈演愈烈便是明證。近年來，美國國內無節制提升債務上限，并頻繁以此為由展開黨派斗爭，更將美元信用一步步推到懸崖邊緣。由于缺乏有力的競爭對手和監督機制，美元在全球貨幣體系中擁有所謂的“絕對權力”，這是其產生問題的真正根源。

　　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后，美國的政策應對和揮之不去的體制痼疾，讓美元的通脹夢魘逐步變成現實，拜登政府今年就職后也未能扭轉這種局面。

　　首先，失控的疫情持續擾動美國經濟復蘇。疫情暴發后，美國當局一再忽視疫情警告，試圖淡化疫情風險，以致拖累抗疫救助步伐，錯過疫情防控“黃金窗口期”。為維持經濟增長，美國當局不計后果地推出超寬松政策，卻在最關鍵的嚴格防疫上來回搖擺，同時美國國內又遲遲無法形成抗疫共識與合作，正逐漸陷入疫情防控失敗疊加刺激政策失效的不利局面。今年以來，受疫情影響美國勞動力持續短缺，而被超寬松政策刺激起來的消費需求，卻因為美國生產能力和基礎設施條件不足而無法滿足，疊加勞動力短缺因素，形成嚴重的供應鏈瓶頸，不斷加劇美國通脹。11月14日，美國財政部部長耶倫表示，能否控制美國的通貨膨脹取決于拜登政府是否能成功應對新冠肺炎疫情。

　　其次，美國的救市思路與資本市場逐利本性存在矛盾。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在美聯儲與資本市場不斷博弈中，美國政策調控目標逐漸由實體經濟轉向股市指數，甚至形成了“刺激政策許進不許退”的市場情緒。從美聯儲角度看，只要提供足夠的貨幣供給，終究能夠推動投融資進入實體經濟，拉動GDP和就業；從資本市場角度看，如果按照美聯儲的邏輯，經濟增長和就業改善之后，接下來勢必要面對提升利率收緊貨幣的局面，而這恰恰是華爾街不愿意看到的。因此，美聯儲和資本市場的思路本質上是相互矛盾的。這種矛盾經疫情放大之后，變得愈發不可收拾。美國當局既要盡快收縮超寬松政策以免通脹失控，又要盡可能地拖延收縮超寬松政策，以避免股市崩盤經濟下滑。美聯儲選擇溫和縮表只因左右為難。

　　再次，美國的糾正機制失靈。美元的問題不是一天產生的，去年3月以來的“無上限”量化寬松政策更惡化了美元信用，唯有通過深刻的結構性改革才可能解決。不過，由于對美元信用透支過度，美國市場已無力承擔這種改革所需要付出的成本，甚至連糾正前任政府加征關稅和制裁外國企業的錯誤政策都做不到，反而試圖以塑造“外敵”的方式來轉移國內矛盾。

　　12月15日，美聯儲在結束2021年最后一次貨幣政策會議后宣布，將于明年1月開始，把資產購買縮減規模從逐月減少150億美元擴大至減少300億美元，這離美聯儲11月決定開始縮減購債規模剛剛過去一個多月。美國當局擺出政策收緊加速的姿態，把市場的注意力吸引到了加息時點和節奏問題上，但在一些關鍵問題上依然含糊不清。

　　首當其沖的依然是疫情防控。據美國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數據，截至當地時間12月13日，美國累計新冠肺炎確診病例超過5000萬例，累計死亡病例近80萬例。兩項數據依然高居全球之首。不僅如此，11月底報告的新冠肺炎變異病毒奧密克戎毒株正在歐美等國迅速擴散，雖然一些人在極力淡化該毒株的影響，然而從英國、荷蘭等歐洲國家的情況看并不樂觀。美國國家過敏癥和傳染病研究所所長福奇稱，奧密克戎變異毒株將“很快”在美國占據主導地位，“可能在幾周內”。考慮到美國之前的疫情防控表現，新一輪疫情在美國蔓延并沖擊經濟增長恐怕只是時間問題。部分地區供應鏈中斷和勞動力短缺的情況如果遲遲得不到解決，美國當局的加息時點和節奏都會受到影響。

　　然而通脹問題不能久拖不決。市場尚且可以在美聯儲預期引導下消化計算通脹走勢，但通脹抬升帶給民眾的感受卻是真切痛苦。一旦通脹問題久拖不決，并影響到美國明年中期選舉選情，那么拜登政府恐怕會在加息問題上給美聯儲提供更多建議，可能對加息節奏帶來較大影響。

　　更需要注意的是，美國加息的空間并不大。12月16日，美國總統拜登簽署了將債務上限提高2.5萬億美元的法案，使美國財政部的借款授權延長至2023年。美國聯邦政府債務規模已接近29萬億美元，加上新增額度已是超過30萬億美元的天文數字，僅利息支出一項就非常可觀。包括美國前財政部部長薩默斯和現任財政部部長耶倫在內的許多美國高官認為，只要舉債帶來的GDP增長能夠超過利息負擔，這種舉債就是有益的。即使按照這種觀點，美國也必須確保財政可負擔利息占GDP比例應該小于當年GDP增速，換句話說，美國一年的有效經濟增長起碼應當夠償還利息。因此，如果債務規模沒有明顯變化，美國加息勢必受到經濟增長規模的限制，空間并不大。而又會引發兩種風險可能，一是加息力度不夠，不足以壓制美國通脹；二是加息力度過大，美國的有效經濟增長不夠還債務利息。無論哪種情況，都意味著美元信用的災難，而且會給世界經濟帶來巨大風險。（本文來源：經濟日報 作者：連 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