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國擔當，為國分憂，一起來聽聽這些企業家的愛國故事

企業營銷無國界，企業家有祖國。習近平總書記在企業家座談會上指出，優秀企業家必須對國家、對民族懷有崇高使命感和強烈責任感，把企業發展同國家繁榮、民族興盛、人民幸福緊密結合在一起，主動為國擔當、為國分憂。

愛國是近代以來我國優秀企業家的光榮傳統。從清末民初的張謇，到抗戰時期的盧作孚、陳嘉庚，再到新中國成立后的榮毅仁、王光英，等等，都是愛國企業家的典范。就讓我們一起來聽聽他們的故事。

張謇：實業救國、教育救國

張謇

中國第一個擁有城市規劃的近代城市，第一所師范學校，第一所盲啞學校，第一個紡織學校、水利學校、水產學校、航海學校、戲劇學校，第一個公共博物館，第一個氣象站，第一個測候所。這些第一，都跟張謇有關。

張謇（1853-1926），江蘇通州（今南通）人，晚清狀元，中國近代著名實業家、教育家、慈善家、社會活動家，他終生抱定“實業救國、教育救國”的信念，是我國早期現代化事業的開拓者和先驅者。

1895年，《馬關條約》的簽訂讓剛剛高中狀元的張謇無比的憤慨和憂慮。他在日記中寫道：“幾罄中國之膏血，國體之得失無論矣！”

“富民強國之本實在于工”，在落后挨打的現實面前，張謇認為只有發展民族工業才能抵制帝國主義的侵略。他回到家鄉創辦大生紗廠，開始 “實業救國”的實踐。

“天地之大德曰生”，“大生”二字，寄托了張謇的理想——天地間最大的政治是國計民生。開工一年后，大生紗廠就獲利2.6萬兩白銀。此后，張謇以大生紗廠為核心，創辦了油廠、面粉公司、肥皂廠、紙廠、電話公司等20多家企業，構建了一個輕重工業并舉，工農業兼顧，功能互補的地方工業體系，一度成為當時全國最大的民族企業集團。

在努力發展實業的同時，張謇逐步形成“實業與教育迭相為用”的思想體系，并將自己在大生紗廠中的全部工資與部分紅利捐作教育、慈善及地方公益經費。1903年4月，張謇創辦了我國近代第一所獨立設置的私立師范學校——通州師范學校。到1924年，他在南通地區共創辦小學370余所、中等學校6所、高等學校3所，初步形成了以基礎教育和農、工、商、科技為中心，包括學前、初等、中等和高等教育在內的較為完整的近代教育體系。

盧作孚：“中國船王”的“救國公司”

盧作孚

一張寫滿字的床單，記錄了一位實業家的拳拳救國心。1938年，武漢失守后，為了鼓舞員工緊急調運9萬噸戰略器材，盧作孚撕下床單，寫下“作息均有人群至樂，夢寐勿忘國家大難”掛于船艙。在盧作孚和船員的努力下，這些戰略物資及時入川，完成了“中國實業上的敦刻爾克”大撤離。

盧作孚（1893—1952），重慶市合川人，著名愛國實業家、教育家、社會活動家。他畢生致力于探索救國強國之路，在革命救國、教育救國、實業救國三大領域，都曾作出巨大貢獻。

第二次鴉片戰爭以后，“外國商船可在長江各口岸往來”，外國公司開始逐步壟斷長江航運，令國人深感屈辱。1925年，盧作孚集資創辦民生公司，以期“服務社會，便利人群，開發產業，富強國家”。為了打破外國公司的壟斷，盧作孚采用“化零為整”的方式，先后合并和收買了大批中外輪船。經過不懈的努力，他將曾經不可一世的外國輪船公司逐出了長江上游。新中國成立前，民生公司已擁有員工9000余人，江海船舶148艘，成為當時中國最大、最有影響的一家民營航運企業，盧作孚也被海內外譽為“中國船王”。

抗戰爆發后，盧作孚立即向全公司發出號召：“民生公司應當首先動員起來參加戰爭！”在他的指揮下，民生公司全體員工英勇投入到緊張、艱險的抗戰運輸中去。1938年10月，武漢失守，宜昌積壓了大批難民和從淪陷區運來的幾乎包括了全中國的航空、兵器及輕重工業的機器設備，急待撤往大后方。當時還有40天就是枯水期，而可供運輸的僅民生公司20余艘輪船和幾艘其他公司的輪船，至少需要一年時間才能完成運送。面對日本飛機的不斷轟炸和節節逼近的日軍，盧作孚下令采用 “三段航行法”，即除了最重要的軍用物資及不宜裝卸的大型機器設備直運重慶外，其他物資一律分段運輸，使航程縮短了一半或大半。各輪船多裝快運、分秒必爭，硬是在長江枯水期到來之前，將全部難民和機器設備安全撤離宜昌。

陳嘉庚：華僑旗幟、民族光輝

陳嘉庚

1940年，愛國華僑陳嘉庚回國慰勞考察。在延安毛澤東請他吃晚飯，桌上只有幾碟素菜和一味雞湯。雞還是鄰居老大娘得知毛主席有遠客，特地送來的。對比當時國民黨政府撥出的8萬元接待費，陳嘉庚說，“中國的希望在延安!”

陳嘉庚(1874—1961)，生于廈門， 17歲到新加坡隨父經商，因其勤奮刻苦、經營有方，僅用20余年的時間，就成為南洋各埠聲名顯赫的大實業家。他一生愛國愛鄉、傾資興學、服務社會，抗戰時期，他動員南洋華僑踴躍捐款，為祖國的抗戰作出了巨大的貢獻，是當之無愧的僑界領袖、民族光輝。

1928年日本制造濟南慘案后，陳嘉庚領導華僑社會開展抗日救亡運動。1937年10月，他發起成立“馬來亞新加坡華僑籌賑祖國傷兵難民大會委員會”，任主席。次年10月，他聯絡南洋各地華僑代表在新加坡成立“南洋華僑籌賑祖國難民總會”，又一次被推舉為主席。陳嘉庚帶頭捐款購債獻物，精心籌劃組織，使南僑總會在短短三年多內便為祖國籌得約合4億余元國幣的款項。此外，他組織各地籌賑會為前方將士捐獻寒衣、藥品、卡車等物資，并在新加坡和重慶投資設立制藥廠、直接為前線供應藥品。

1939年，陳嘉庚應國內之請代為招募3200余位華僑機工（汽車司機及修理工）回國服務，在新開辟的滇緬公路上搶運中國抗戰急需的戰略物資。1945年抗戰勝利后，陳嘉庚重返新加坡。毛澤東為其題詞“華僑領袖，民族光輝”。

榮毅仁：為中國打開一扇窗

榮毅仁

1949年5月28日清晨6點，上海申新紡織公司總經理榮毅仁乘車出了家門。汽車駛到南京路路口，他看到細雨連綿的街道旁，解放軍戰士頭戴軍帽和衣而臥，一個挨著一個躺在馬路上。“國民黨再也回不來了。”榮毅仁心中頓時產生這樣一個信念。正是從那一刻起他下定決心站在新政權的一邊。回家的路上，他決定讓家人留在上海，并叮囑公司“明天就開工”。

榮毅仁，1916年生于江蘇無錫一個著名的工商業家族，是中國現代民族工商業者的杰出代表。1954年5月，他積極響應黨和政府號召，提出對申新紡織公司等榮氏企業實行公私合營，在完成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中起了帶頭作用，為新中國的工業振興做出了重要貢獻，被稱為“紅色資本家”。

改革開放之初，中國亟待發展而資金短缺。引進和利用外資來發展經濟，成為當時中國的重要任務。1979年1月17日，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會見并宴請了胡厥文、胡子昂、榮毅仁、周叔弢、古耕虞五位老同志，聽取他們對經濟建設的建議。接受重托的榮毅仁幾經考慮，準備借鑒西方經驗，辦一家信托公司發展經濟，并手寫了一份報告上報鄧小平。

1979年10月，經中央批準，榮毅仁牽頭組建了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中信集團前身），擔任首任董事長兼總經理。在中信集團工作的14年中，榮毅仁借鑒發達國家在發展經濟中行之有效的做法，與中國實際相結合，廣泛開展中外經濟技術合作，引進資金和技術，在國內興辦實業，并在海外擇機投資，發行債券，諸多業務領域成為國內首創。1984年10月，鄧小平同志指出，“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可以作為中國在實行對外開放中的一個窗口”，并親筆為中信題辭，“勇于創新，多作貢獻”。

作為探路者，榮毅仁不負重托。在20世紀80年代，中信公司短短幾年就由最初只有十幾人的企業，發展成為近3萬人、總資產達500多億元的企業集團，創造了許多中國第一，不到十年就成為世界知名公司，成為國際社會觀察中國的一個窗口，真正成為中國最早樹立的一個上佳的對外開放形象。

王光英：聽您話，跟黨走

王光英

1955年，時任天津市工商聯秘書長的王光英深夜找到一家錦旗商店，請他們趕繡一面錦旗送給毛主席，上面寫“聽您話，跟黨走”，后來這六個字發展為三句話“聽毛主席話，跟共產黨走，走社會主義道路”，成為工商聯向黨、向社會主義的光榮誓言，也成為王光英一生的寫照。

王光英，1919年8月出生于北京，是現代民族工商業者的優秀代表。他始終把個人命運與國家命運緊密相連，對國家和人民無比忠誠、公而忘私。

王光英從青年時代就樹立了“實業救國”信念，1943年他與友人在天津共同創辦了近代化學廠，成為靠技術資本創業的工商業者。后來，他認識到，要追求實現國家現代化，真正的出路和希望在解放區、在中國共產黨。他聽從中共北平黨組織負責人的建議，在經營工廠的過程中為革命事業提供幫助，作出了特殊貢獻。抗美援朝期間，王光英同志具體策劃、組織了天津工商界抗美援朝反美愛國示威大游行，認購救國公債，捐獻戰爭用品，得到毛澤東同志的高度贊揚。

改革開放之初，王光英響應黨和國家號召，充分依托自身的商業經驗和經營特長，投入改革開放大潮。1983年，他受命南下創建光大實業公司，以貿易起家、實業開路，引進海外資金、技術和設備，用中外合資方式完成了多個國家重大建設項目。1983至1989年間，光大累計為內地的輕紡、化工、機電、電子、交通運輸等工業部門的上千家大中型企業引進了總值約11億美元的先進技術和設備；用中外合資方式完成了廣東磨刀門工程、圍海造田工程、江門橋工程等大型建設項目，發展內外聯系和橫向聯系，與世界各國、各地區2500多家工商和金融企業建立了業務關系。王光英執掌的光大和榮毅仁主持的中信，并稱中國改革開放的兩座“橋頭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