圓明園石柱回歸的“承前啟后”

海外文物的回歸總是牽動心弦——當流失文物與“圓明園”三字掛鉤，更能激起國人情感的漣漪。近日，流失海外百余年的7根圓明園石柱跨越萬里重歸祖國的懷抱，成為繼馬首銅像后，又一批回歸原屬地的圓明園流失海外重要文物。

　　作為圓明園西洋樓的建筑構件，這7根石柱已不能僅僅以文物來衡量其價值，它被賦予了更多的歷史意義，折射的是清末以來國家命運的興衰沉浮。正如石柱本身用于支撐階梯、殿宇，這7根石柱也續接起斷裂的歷史記憶與情感鏈條，向世人昭示“民族弱則文物失，國運強則文化興”。

　　不過，在至今“支離破碎”分散在世界各地的圓明園流散文物中，7根石柱仍屬歸家的少數“幸運兒”。在給石柱回歸劃上圓滿句號的同時，我們也不免要接上一個問號：究竟還有多少圓明園文物流失海外？它們又歸期幾何？

　　十年輾轉歸家路

　　人頭攢動。在圓明園遺址公園的海晏堂遺址前，人們圍在半圓形的護欄前，探著身子往前張望，眼前是海晏堂昔日蓄水樓的大土臺基、巨型的石雕貝殼等。斷壁殘垣中長出的野草在秋風中搖擺，和心里五味雜陳的游客相比，草木不知過往，也不識愁滋味。當年著名的圓明園十二獸首就擺放于此，就在眼前這片寬闊草地上，本應有一座菱形水池，水池的兩側便是十二尊人身獸頭青銅雕像，它們會按照時辰的排列輪流噴水。

　　這一原本有計時功能的十二生肖銅像，卻一直被封印在時間的深潭里，直到在一些拍賣會上依次浮出水面。

　　2009年傳來兔首鼠首在國外拍賣的消息，在國內掀起一陣波瀾。2020年，歷經百年流離的馬首歸藏圓明園，成為第一件回歸圓明園的流失海外重要文物。馬首如今就展陳在圓明園正覺寺文殊亭內，無數觀眾來此觀賞拍照，表達對文物回歸的喜悅。

　　就在馬首展陳的文殊亭后方——正覺寺的“最上樓”一層，7根新近回歸的石柱也陳列在展臺上。石柱均是漢白玉質地，通高約80至92厘米，其紋飾依然精細生動，一些風化和磨損的痕跡暗示著它們的滄桑過往。

　　“這些石柱的正面紋飾以西式番花、貝殼紋等西洋雕花為主，側面花瓶內花束則以具有吉祥寓意的牡丹、玉蘭、荷花、菊花等中國傳統花卉為主，圭角卷云紋、開窗的海棠線雕刻方式等和中國古建望柱、欄板相同，體現了中西合璧的文化內涵。”北京市海淀區圓明園管理處副主任王猛向記者介紹，這7根石柱整體造型統一而細節有別，其紋飾、形制與圓明園現存部分石柱的紋飾、形制十分相似。據考證，它們應為圓明園西洋樓的建筑構件，其兩側沒有雕花的石柱應為建筑頂部的聯排裝飾物，兩側飾有花瓶或花紋的石柱則用于樓梯或樓層平臺欄桿部分，花瓶的樣式則是配合欄桿形制雕刻而成。

　　在圓明園西洋樓銅版圖上，這些石柱是小之又小的細節，而親眼見到這些雕刻精美的石柱，仿佛以小見大窺見了那座萬園之園的恢弘與壯麗。

　　這些殘留的石柱既見證了圓明園的輝煌歷史，也經歷了顛沛流離的過往。1860年，圓明園慘遭英法聯軍洗劫，名園焚毀殆盡，珍寶流離異鄉；1900年八國聯軍侵華，圓明園再度遭劫；民國時期又遭軍閥官僚、地痞流氓肆意盜掠……屢遭劫難的圓明園磚瓦、碎石也所剩無幾，大量建筑構件、山石碑刻被大規模盜用、售賣，出現在流通市場上。

　　1886年，出生于挪威一個商人家庭的約翰·威廉·諾爾曼·蒙特來到中國。到后第一件事便是學習當時流行的中國官話，為他日后在中國創業打下了語言基礎。作為一名外國人，他在中國海關任職，后又擔任過多項軍事職務，并逐漸對中國藝術品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蒙特堪稱狂熱的中國藝術品收藏家，在中國生活的半個世紀里，他通過交易渠道收集了2500多件中國文物，其中就包括此次回歸的石柱。

　　蒙特曾稱，希望祖國的挪威同胞能認識那些意義深遠的中國藝術品。1907年，蒙特訪問了家鄉卑爾根的科德(KODE)博物館前身之一——西挪威裝飾藝術博物館。渴望揚名家鄉的他計劃在該博物館建立起一個中國藝術品展覽。此后直至1935年去世，蒙特多次將收集的藏品運往該館。1926年，他試圖將一部分藏品賣給美國洛杉磯郡藝術博物館，以獲取資金支持他在家鄉的中國收藏，但最終只順利出售了部分藏品。

　　后來，圓明園石柱也被運回挪威，陳列在科德博物館中。在這里總數約4000件的中國藏品中，有2250件由蒙特捐贈。

　　時間轉眼到了2013年。北京中坤集團有限公司創始人黃怒波有次在北歐參加活動，經時任中國駐挪威大使趙軍引薦，結識了挪威科德博物館館長愛蘭德(Erlend)，后應邀參觀了科德博物館。當看到圓明園石柱的展示，他當即向愛蘭德表達了希望石柱能夠回家的愿望。經過反復商議，科德博物館內部就石柱回歸表示一致同意。

　　2013年12月，經過多次協商，中坤集團、北京大學和科德博物館就圓明園石柱回歸簽署了三方合作協議。此后國家文物局也通過媒體報道了解到了相關情況，就文物進境申報程序等問題多次給予中坤集團、北京大學指導建議；并與財政部保持溝通，持續推進擴大國有公益性收藏單位進口藏品免稅政策覆蓋面，爭取使該批石柱盡早運回中國。

　　2018年4月，挪威文化部審核批準了石柱文物的出境許可，同意將石柱歸還中國。受新冠疫情影響，直到今年3月，這批石柱才被運往挪威卑爾根港口，踏上回國之路。由文化和旅游部、國家文物局推動，海關總署密切配合，在北京海關、天津海關、國家文物進出境審核天津管理處、北京大學、北京魯迅博物館、北京市海淀區圓明園管理處的多方共同努力下，這7根總重超過2.6噸的石柱終于在6月20日安全運抵北京。在國家文物局的協調下，該批石柱于次日被安排存放在它的原屬地——圓明園。

　　歷經百年輾轉，十年周折，7根石柱終歸故里。

　　誰收藏了圓明園？

　　圓明園正覺寺內，展出的馬首與石柱相距不過百來米，回歸的時間卻相差了三年。對“一瓦一椽，皆為重要之史實”的圓明園而言，每一件文物的回歸都彌足珍貴，卻也步步艱難。

　　首先是追溯之難。究竟有多少圓明園文物流散在海內外，至今沒有定論。由于記錄圓明園擺設的“陳設清冊”或許因毀于戰火而沒能保存下來，后人便失去了精確排查圓明園流失文物的依據。

　　不過，依然有人試圖沿著一些蛛絲馬跡，打撈失落已久的文物。2013年，中國圓明園學會學術委員會委員、北京史地民俗學會副會長劉陽出版了《誰收藏了圓明園》一書，他花了15年時間，將流散在海內外的有關圓明園的老照片和文物圖片700余幅，悉數加以收集整理，輔以文字說明，再現這些無價之寶的流轉。

　　在此之前，無人系統梳理過圓明園流散在海內外的文物清單，以致出現大量文物“被圓明園”的現象。“比如唐代畫家張萱的《搗練圖》和東晉畫家顧愷之的《女史箴圖》等名畫均非圓明園舊藏，卻被傳為是從圓明園搶得，而后帶到國外收藏的。”劉陽說，要追討圓明園文物，先要厘清園中流失文物的來源與去向，這樣才能以針對性的手段追討因不同原因流失出去的文物，并提供清晰的證據鏈條。著名歷史地理學家、有“北京活化石”之稱的侯仁之先生一直主張：散在各處的圓明園遺物應該一一調查清楚，核實登記。

　　1981年出生的劉陽從小就是北京歷史的狂熱愛好者，12歲時一次偶然坐錯車來到圓明園后，他便對這座園子產生了興趣，開始閱讀相關書籍。16歲那年，劉陽開始研究圓明園內的流散文物，甚至在全國各地尋訪，為了湊夠路費，當時還是窮學生的他在麥當勞打工炸了4年薯條。

　　2003年春，大學畢業的劉陽整日帶著相機在北京“掃”胡同，有一天他逛到西單商業圈附近的大秤鉤胡同，無意中發現11號院內的樹下有一對紋飾非常精美的碩大石魚，從此記在腦中；2004年，他如愿來到圓明園管理處文物科工作，看到法國人莫里斯·亞當于上世紀20年代拍攝的圓明園西洋樓大水法照片，在照片并不顯眼的右下角，一只碩大的石魚讓他眼前一亮——這造型和秤鉤胡同里的石魚不是很相似嗎？后來劉陽又再去考察比對，圓明園管理處會同專家鑒定，這對石魚的確出自圓明園，是上世紀30年代中期，國民黨陸軍中將楊杰派人從圓明園搬來的。經過與所有居民溝通，這對每只重達一噸的石魚回到了約16公里外的故地。

　　石魚的發現畢竟是可遇不可求的偶然，如果沒有一絲線索，要在全國乃至世界各地尋訪流散文物的下落，無異于大海撈針。來到劉陽的辦公室，放眼望去全是書籍資料，除了擺得滿滿當當的書桌和幾面書柜，那些塞不下的干脆堆放在地上，摞成了一座小山。里面有圓明園歷史文獻、文物掠奪者的回憶錄、各國文物拍賣會圖錄等等，它們都是劉陽研究圓明園流散文物的重要參考資料。

　　“比如乾隆皇帝命名編撰的《石渠寶笈》就收錄了大部分圓明園的書畫作品。”劉陽稍加翻找，便從柜子里抽出一本《石渠寶笈》的復印本，只見書畫作品的名稱下方，用蠅頭小楷寫著養心殿、御書房、乾清宮等安置作品宮殿的名稱，“像這些寫有九州清晏、淳化軒的就是收藏于圓明園的。”就這樣，劉陽挨個篩查并摘錄收藏在圓明園各個殿宇的舊藏書畫，花了一年半時間整理出一份《〈石渠寶笈〉著錄的圓明園舊藏書畫目錄》。

　　這些曾入藏圓明園的文物現落何處，為何人所持？這些年，劉陽獨自一人去世界多地尋訪，一點一滴拼湊起部分文物的下落。其中，法國楓丹白露宮給他的印象最為深刻，這里是西方收藏和展覽圓明園珍寶最多最好的博物館，其中國館部分可以說是圓明園在西方的再現，瓷八仙、仙鶴碗、玉插屏……琳瑯滿目的圓明園文物滿滿當當地分布在展架上，讓劉陽感慨萬千。在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親眼見到離自己只有幾十厘米距離的圓明園玉如意時，他幾乎想親手摸摸這件流落美國百余年的珍寶。

　　2012年，在撰寫《誰收藏了圓明園》一書時，他的一位朋友恰巧到挪威卑爾根旅游，偶然發現了在科德博物館展出的7根石柱，便給劉陽發來照片。劉陽一看，興奮地認定這就是圓明園的文物，他讓朋友拍了更多照片，后來又考據出了這些石柱在圓明園的原始位置以及流失經過，把它們收錄在了書里。這批石柱在沉寂百年后第一次重回國人的視野。

　　2015年，劉陽在蘇州拙政園游覽時，還發現了幾根漢白玉石柱，與現今回歸的7根石柱十分相似。后來得知，它們是清末時由一蘇州籍陶姓京官在京城弄到的9根圓明園漢白玉石雕柱礎。退休時將其攜至蘇州老家，以作傳家之寶。五十年代初，由其后代陶永年捐贈給國家。“文革”中有一根石柱遭破壞跌成了碎片，其余8根如今展陳在蘇州園林博物館。

　　劉陽估計，海內外博物館收藏只占圓明園流失文物的一部分，其中大部分都流入了私人收藏家手中。但私人收藏就如水滴入海一樣，追溯起來更為困難。為此，劉陽密切關注涉及圓明園文物的拍賣會，購買下這些拍賣會的拍賣圖錄，里面有被拍文物的詳細數據與照片。

　　只不過，圓明園文物的拍賣一直是個敏感話題，出現在拍會上的文物總是牽扯著一個民族集體的疼痛記憶。一方面，精于炒作的文物商人可能過分抬高拍賣價格，增高文物回歸的門檻；另一方面很多私人收藏的圓明園文物在上拍時都很少暴露身份，幾經轉手之后，文物的圓明園身份便被徹底洗去，無蹤可尋，連帶文物的背后歷史也沉入水中。

　　追尋文物步履不停

　　除了追溯之難，圓明園文物的追討也面臨一般海外流失文物的困境，包括法律障礙、文物國家主義與國際主義的爭論等。

　　目前，國際上有關跨國文物收藏和交換的協議主要有1954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武裝沖突情況下保護文化財產公約》、1970年《關于禁止和防止非法進出口文化財產和非法轉讓其所有權的方法的公約》和1995年國際統一私法協會制定的《關于被盜或者非法出口文物的公約》。

　　但有不少法律界學者指出，運用這些法律爭取權益仍要逾越巨大的規則性障礙。首先是公約的約束力有限：許多西方國家作為文物“流入國”，奉行“文物國際主義”，以“人類共同享有的遺產”為由拒絕加入公約，尤其是英、美、日、德等中國文物收藏“大戶”都拒不加入，也就無法向它們發起返還文物的訴求；其次是公約的溯及力有限：根據《維也納條約法公約》的“條約不溯及過往”原則，除非有除外規定，上述條約并不支持索還條約生效以前就流失出去的文物，主要是通過對文物來源實行控制以及限制文物的國際流轉而起到預防文物流失的作用，也就無法解決已流失超過百年的圓明園文物返還問題；此外追索流失文物的主體也存在爭議，例如2009年中國律師志愿團向法國法院提出阻止佳士得公司拍賣圓明園鼠首和兔首，就以訴訟主體沒有“直接請求權”被駁回……

　　但無論怎樣，流失文物回歸其原屬地正獲得越來越多的道義認同與支持。比如這次石柱歸還的消息傳出，挪威爆發了一場“大討論”，最終大部分官員與學者都同意應將石柱歸還。國際文物界也公認，文物應盡量留存于原地，才能在與其相適應的文化背景中展現出最大的價值。而離開整體文化遺存，被“安放”在異質文化的土壤中，文物的價值也會大打折扣。在劉陽看來，圓明園流失文物只有回歸圓明園才稱得上是回歸，才能給國人帶來最震撼的情感沖擊。

　　對普通人而言，文物回歸能提升他們親眼見到文物的機會，當和文物共處一個空間時，歷史才變得看得見、觸得著，時間不再是線性的，而是堆疊在了一起。從馬首回歸時熱鬧的觀展現場和超過20億的新聞網絡傳播量，到前期熱播的《逃出大英博物館》，再到石柱回歸時網民齊刷“歡迎回家”的熱烈評論，“讓文物歸家”已成為全國上下的心之所盼，素履以往。

　　而石柱的歸來也有望“承前啟后”，推動更多海外流失文物回歸。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長、國家文物局局長李群表示，7根圓明園石柱回歸原屬地是我國流失海外中國文物追索返還工作的最新成果和又一重要進展，也是政府、高校、社會力量通力合作、久久為功，助力流失海外中國文物回家的最新案例。中國愿同國際社會一道，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1970年公約”、國際統一私法協會“1995年公約”等國際公約框架下，以面向未來的態度，展開務實合作，搭建多邊合作平臺，通過文物溯源研究、科技保護、展覽交流、人員交往等多種形式，探索文物保護利用、追索返還新模式，共同撫平歷史傷痕，消除分歧與隔閡，架起民心相通、相知、相親的橋梁。

　　在此之前，中國已與157個國家簽署文化、文物、旅游合作協議，與25個國家簽署防止文物非法進出境政府間協定。黨的十八大以來，已有37批次、1800多件流失海外中國文物回歸故里，涉及美國、意大利、法國、英國、日本、澳大利亞、瑞士、加拿大、埃及、土耳其10個國家，以及我國港澳臺地區。文物追索返還“朋友圈”還有望繼續擴大。

　　正如石柱展覽的結束語所寫：“回歸，是漫長的重逢，愿我們在追尋文物的路上，步履不停。”（文匯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