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百年黨性教育的歷史經驗

“黨性”是馬克思主義建黨學說的核心概念之一。中國共產黨的黨性是由黨的理想信念宗旨作風紀律等決定的，是中國工人階級階級性的最高而集中的體現，是衡量黨員立場、覺悟的準繩，是黨員立身、立業、立言、立德的基石，是保持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的重要保證。黨性教育是指黨組織通過各種形式對黨員進行的黨的理想信念、性質宗旨、黨章黨規黨紀、優良傳統作風等教育。百年來不同歷史時期黨性教育的具體內容側重不同，但是信仰馬克思主義，堅定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的信念，忠誠于黨和人民，擔當作為、艱苦奮斗、紀律嚴明、作風優良、團結奮進等始終是主要內容，貫穿于各個歷史時期的黨性教育之中。百年來黨性教育積累了豐富經驗，可從以下五個方面進行理解把握：

第一，始終把理想信念教育作為黨性教育的首要任務。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對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信念，是共產黨人的政治靈魂，是共產黨人經受住任何考驗的精神支柱，因而也是黨性教育的首要任務。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黨通過創辦革命刊物、出版馬列書籍、指導馬克思主義研究會、開辦黨校和訓練班、進行整風等形式，對黨員進行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理想信念教育。大批共產黨員堅守信仰信念，英勇奮斗，視死如歸，“砍頭不要緊，只要主義真”“敵人只能砍下我們的頭顱，決不能動搖我們的信仰”，生動詮釋了信仰信念的力量。新中國成立后，黨建立了以各級黨校為中心的干部教育培訓體系，把理想信念教育與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緊密結合，激勵廣大黨員投身社會主義建設，創造了一個又一個人間奇跡。新時代，黨把理想信念教育作為思想建設的戰略任務，保持全黨在理想追求上的政治定力，并通過深入學習黨的創新理論，不斷提高馬克思主義思想覺悟和理論水平，保持對遠大理想和奮斗目標的清醒認知和執著追求。

百年實踐證明，我們黨是否堅強有力，既要看全黨在理想信念上是否堅定不移，也要看每一位黨員在理想信念上是否堅定不移。只有理想信念堅定的人，才能始終不渝、百折不撓，不論風吹雨打，不怕千難萬險，堅定不移為實現既定目標而奮斗。心中有信仰，腳下有力量。堅定理想信念，堅守共產黨人精神追求，始終是共產黨人安身立命的根本。黨性教育的首要任務就是將進行理想信念教育與深入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特別是黨的創新理論結合起來，做到學而信、學而思、學而行，把學習成果轉化為不可撼動的理想信念，轉化為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用理想之光照亮奮斗之路，用信仰之力開創美好未來。

第二，在黨性教育中始終強調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是中國共產黨的初心和使命，是黨的性質宗旨、理想信念、奮斗目標的集中體現，一代又一代中國共產黨人為之前赴后繼，接續奮斗，經歷了無數困難，創造了一個又一個奇跡。艱苦卓絕的奮斗歷程，形成了共產黨人特有的革命精神，構筑了中國共產黨革命精神譜系。它凝聚著共產黨人艱苦奮斗、犧牲奉獻、開拓進取的偉大品格，是中國共產黨能夠堅持中國道路、弘揚中國精神、凝聚中國力量，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奮斗的自信和底氣所在。

百年來，黨及時凝練在踐行初心使命的奮斗中形成的革命精神，并把體現這些革命精神的重大事件、代表人物、典型事例作為各個時期黨性教育的鮮活教材，激勵全黨發揚革命精神，爭取更大光榮。歷史告訴我們，不忘初心、牢記使命，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偉大社會革命、進行偉大自我革命的永恒主題，也是黨性教育的永恒主題。新時代黨性教育的一項經常性工作，就是充分挖掘和利用革命傳統資源，引導黨員把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作為終身課題，弘揚革命精神、傳承紅色基因，接續書寫黨的歷史華彩篇章，創造無愧于時代、無愧于人民、無愧于歷史、無愧于先輩的業績。

第三，圍繞黨的主要任務和中心工作、聚焦解決黨的建設面臨的問題進行黨性教育。黨在各個不同歷史時期肩負的主要任務不同，黨的建設面臨的主要問題也不同，要求黨性教育緊密圍繞黨的主要任務和中心工作，聚焦解決黨的建設面臨的問題去開展。由此，黨性教育在不同歷史時期有著不同的具體內容。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黨性教育著力引導黨員為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而英勇奮斗、不怕犧牲；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的黨性教育著力引導黨員為建設新中國而艱苦奮斗、無私奉獻；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的黨性教育著力引導黨員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求真務實，自覺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而奮斗；新時代的黨性教育著力引導黨員在黨言黨，在黨為黨、憂黨、興黨、護黨，勇于自我革命，團結帶領廣大人民群眾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奮斗。可以說，黨性教育是與黨在各個歷史時期各個歷史階段的政治路線、組織路線的貫徹執行緊密聯系在一起的；黨性教育就是通過多種方式，教育引導黨員增強貫徹執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自覺性和堅定性。

百年來黨性教育的開展都有其鮮明的針對性。黨的創建時期和大革命時期，主要圍繞“成為忠實的黨員”“嚴密的集權的有紀律的組織和訓練”等方面展開，著力解決黨的幼年時期黨員的無產階級政黨意識不強的問題。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主要圍繞“加強無產階級思想領導”展開，克服農村游擊戰爭環境下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在黨內的影響。全民族抗戰時期，主要圍繞實事求是地對待馬克思主義來展開，在全黨確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方向，樹立理論與實際相結合的馬克思主義學風，克服主觀主義的問題。解放戰爭時期，一是圍繞加強集中統一和紀律性來展開，著力解決一些地方存在著的無紀律狀態或無政府狀態的問題；二是圍繞進京“趕考”、做到“兩個務必”來展開，著力解決因勝利而可能產生的消極情緒和腐化墮落危險。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圍繞全面執政條件下發揚優良傳統作風、保持共產黨人本色來展開，著力解決脫離群眾、蛻化變質等問題。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主要圍繞貫徹黨的實事求是思想路線和“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展開，著力解決思想僵化、黨性黨風不純的問題。新時代黨性教育主要圍繞全面從嚴治黨展開，著力解決管黨治黨不嚴、黨的建設弱化虛化邊緣化的問題。顯然，百年來的黨性教育著力解決的是黨內存在的背離黨的初心使命、影響黨的創造力、凝聚力、戰斗力的問題。黨性教育的針對性和實效性，保持了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提高了黨的創造力凝聚力戰斗力，為貫徹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掃清思想障礙，為推進黨的建設和黨的事業發展奠定堅實思想基礎。

第四，把黨組織開展教育同黨員自我教育相結合。黨性教育是中國共產黨用工人階級的優良特性、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世界觀、黨章黨規黨紀、黨的優良傳統作風對黨員進行的政治引導和精神塑造。黨性教育的對象是黨員，任何一個黨員都沒有例外，都需要接受黨性教育。黨性教育的特點是雙向的、互動的，不是一部分人去教育另一部分人，而是每一位黨員在接受組織教育的同時進行自我教育。黨組織的教育和黨員自身的教育，構成了黨性教育的雙向互動關系，使黨性教育、黨性修養、黨性鍛煉有機統一起來。黨組織通過黨性教育引導黨員牢固樹立黨章意識，時刻用共產黨員的標準要求自己，讀書思考、修身養性、慎微慎獨，培養高尚道德情操，把加強道德修養作為人生必修課。融通黨的優良傳統、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革命文化、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建設正氣充盈的黨內政治文化，努力實現黨內政治生態風清氣正，帶動全黨黨性修養、境界覺悟的提高。

黨員在接受黨組織進行的黨性教育的同時，自覺融入黨性教育之中。百年來，黨的主要領導人關于增強黨性的系列文章，《中共中央關于增強黨性的決定》《關于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關于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等系列文件，不僅揭示了黨性的豐富內涵，明確了黨組織對黨員進行黨性教育的責任，也指出了黨員自身進行黨性修養的路徑和方法。總結歷史經驗，黨員自身黨性修養的路徑包括以下方面：一是在嚴肅認真科學的黨內政治生活中加強黨性修養、增強黨的意識、進行黨性鍛煉；二是在日常工作學習生活中加強自我省察，不折不扣執行黨的各項制度和紀律，及時發現和解決自身存在的問題；三是在不斷學習中加強黨性修養，不斷從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及其中國化的理論成果和“四史”中汲取智慧，扎扎實實在實踐中學習，老老實實向人民群眾學習，時時處處見賢思齊；四是以嚴格標準加強自律、接受他律，努力以道德的力量去贏得人心、贏得事業成就。

第五，把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作為黨性教育的重要法寶和有力武器。嚴肅認真地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是清除黨內政治灰塵和政治微生物的有力武器，是共產黨人堅持黨性原則、加強黨性鍛煉和修養的重要法寶，是提高黨內政治生活質量的重要保證，是中國共產黨的優良傳統作風。延安整風中的批評和自我批評，達到了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團結同志、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目標；1962年七千人大會上，毛澤東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帶頭作自我批評，對于統一全黨思想、發揚黨內民主、增強黨的凝聚力，動員全黨團結奮斗戰勝困難發揮了積極作用。改革開放以來，黨的領導人強調恢復批評和自我批評的優良傳統和作風，對于堅定不移貫徹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發揮了重要作用。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帶頭運用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武器，圍繞加強作風建設、發揮表率作用進行深刻反思和剖析，帶動全黨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對于嚴肅黨內生活、推進全面從嚴治黨發揮了重要作用。

歷史告訴我們，正確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是黨性教育的有效方式，對于洗滌黨員的思想和靈魂、凈化黨內政治生態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把批評和自我批評作為防身治病的有力武器，通過積極健康的思想斗爭，不斷洗滌每個黨員、干部的思想和靈魂。”黨員、干部要勇于堅持真理、修正錯誤，要敢于擔當，敢于突破人情困境和私心雜念，襟懷坦白、大膽地用好批評和自我批評這個銳利的思想武器。這是對百年來黨性教育經驗的深刻總結，也是新時代黨內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的科學指導。

中國共產黨百年黨性教育的歷程和經驗，從一個側面揭示了中國共產黨從小到大、從弱到強、不斷創造新輝煌的成功奧秘，給新時代共產黨人以深刻啟示。

（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共產黨百年黨性教育的文獻資料整理與研究”首席專家、武漢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