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大黨歷程】黨史佳話：毛澤東與陳云的“窯洞對”

　　說到“窯洞對”，人們首先就會想到毛澤東與黃炎培關于歷史周期律的“窯洞對”。今天我們要講的“窯洞對”，在黨史上也非常有名，同樣是黨史上的一段佳話——這就是延安時期陳云與毛澤東“三問三答”，領悟中國共產黨實事求是思想路線、創造“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交換、比較、反復”十五字箴言和囑咐后代“學習哲學”的故事。

　　“三問三答”悟思想

　　陳云早年投身工人運動，樹立起堅定的共產主義信仰，年輕時就脫穎而出，進入黨的最高領導層。可是，那時的黨還在幼年時期，還在為革命尋找一條科學的道路苦苦求索。和許多黨的早期領導人一樣，陳云在這段時期也跟著犯了許多錯誤。后來，他在中共七大的發言中，結合學習黨的第一個歷史決議，這樣回顧自己早年的思想歷程：

　　“從一九三○年三中全會選了我做候補中央委員，四中全會選為正式中央委員，一直當到現在”，“我是屬于經驗主義”，“這中間犯的許多錯誤，我都有份，我參加了許多問題的討論，我都同意了，都舉了手。這個錯誤能不能怪別人呢？不能怪別人，這不是偶然的。我和教條主義和‘左’傾路線能夠結合起來，是因為我自己有‘左’傾觀點。”[1]

　　親身經歷和見證了黨早期探索中國革命道路走過的艱辛歷程和付出的慘痛代價之后，陳云對于我們黨“怎樣才能少犯錯誤，或者不犯大的錯誤”這個問題的重要性，有了刻骨銘心的體會。他思索良久，但一直沒有找到答案。

　　正所謂不憤不啟、不悱不發，正是在陳云冥思苦想不得解的那段時期，在毛澤東領導下，黨中央在延安開展了聲勢浩大的學習運動，最重要的就是要將實事求是確立為黨的根本思想路線，把大家的思想統一到中國革命的正確道路上來。陳云牢牢抓住這次難得的學習機會，打破砂鍋問到底，前后三次向毛澤東請教自己苦思良久沒有參透的“怎樣才能少犯錯誤，或者不犯大的錯誤”問題，并充分利用毛澤東接他到棗園養病的機會，系統研究毛澤東著作和他處理問題的方法，領悟了實事求是思想方法的精髓和重要性。

　　我們今天講的“窯洞對”就是從毛澤東和陳云的“三問三答”開始的。且看陳云是怎樣講這個故事的：

　　“我們怎樣才能少犯錯誤，或者不犯大的錯誤呢？在延安的時候，我曾以為自己過去犯錯誤是由于經驗少。毛主席對我說，你不是經驗少，是思想方法不對頭。他要我學點哲學。過了一段時間，毛主席還是對我說犯錯誤是思想方法問題，他以張國燾的經驗并不少為例加以說明。第三次毛主席同我談這個問題，他仍然說犯錯誤是思想方法問題。”

　　“后來，我把毛主席從井岡山到延安寫的著作都找來看，研究他處理問題的方法。同時再次考慮，錯誤到底是從哪里來的？我得出一條結論，是由于主觀對客觀事物認識上有偏差。凡是錯誤的結果都是由行動的錯誤造成的，而行動的錯誤是從認識的錯誤來的。認識支配行動，行動是認識的結果。”

　　“人之所以犯錯誤，都是由于不了解實際情況就匆忙地決定對策，主觀與客觀相脫離。當然，我們過去所以犯錯誤，也不是對實際情況一點都不了解，只是了解的情況是片面的，而不是全面的，誤把局部當成了全面。片面的情況不是真正的實際，也就是說，它并不合乎實際。所謂難也就難在這里。我參加革命二十多年，犯錯誤都是因為認識上存在片面性。”[2]

　　就這樣，循著毛澤東的點撥和教導，從思考“錯誤到底是從哪里來”，到從思想方法上、哲學上思考錯誤的根源，到認識到錯誤源自“主觀對客觀事物認識上有偏差”，再到將犯錯誤的原因聚焦到“誤把局部當成了全面”、少犯錯誤的難點在避免認識上的“片面性”，陳云終于對自己苦思多年的問題恍然大悟、豁然開朗，領悟了實事求是這個“基本思想”。不僅如此，我們看到，陳云以他獨特的思想歷程，辟出了一條以“怎樣才能少犯錯誤，或者不犯大的錯誤”為切入點，領悟實事求是、走出“經驗主義”窠臼的獨特路徑，這也是他領悟掌握辯證唯物論思想方法的獨特思想邏輯。

　　經過這樣一段艱辛的思想探索歷程，陳云充分認識到掌握實事求是科學思想方法的極端重要性：

　　“一九四二年我養病的時候，仔細研究了毛主席的著作和文電，感到貫穿在里面的一個基本思想，就是實事求是。”[3]

　　“在延安的時候，有一段我身體不大好，把毛澤東同志的主要著作和他起草的重要電報認真讀了一遍，受益很大。我由此深刻地領會到，工作要做好，一定要實事求是。建國以后，我們一些工作發生失誤，原因還是離開了實事求是的原則。”[4]

　　對這段從“落后”到“趕上”的思想進步歷程，陳云在黨的七大上有一段精辟總結，他說：

　　“落后這兩個字很不好聽，不大光榮，但是我承認這個落后。如果不承認這個落后，在我面前就沒有任務了，這個任務就是更進一步趕上去，就是要認真地實事求是分清是非這樣一種精神。如果以后要少犯些錯誤，就要有這種精神。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說當一個主張決定了，就要看一看，這個決定和客觀情況符合不符合？這個情況不是局部的而是全面的情況。” [5]

　　包括與毛澤東“三問三答”、搞學習小組和學習競賽在內的延安學習經歷，使陳云在“思想上的進步可以說發生了一個飛躍”。陳云對此十分看重，多次深情回憶他和毛主席“三問三答”的往事：

　　“延安整風時期，毛澤東同志提倡學馬列著作，特別是學哲學，對于全黨的思想提高、認識統一，起了很大的作用。毛澤東同志親自給我講過三次要學哲學。”[6]

　　“在延安，我當中央組織部長的時候，毛主席先后三次當面同我談過，要學哲學，還派教員來幫助我們學習。”[7]

　　“在延安時，毛澤東親自對我講過三次要學哲學，我把毛澤東的著作認真讀了一遍，受益很大。”[8]

　　這些深情回憶，給我們展現了一幅毛澤東與陳云兩位領袖在延安時期，共同學習探討黨的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生動黨史畫卷，一下子將我們帶回到那個激情燃燒的歲月，給我們豐厚的歷史和理論滋養。

　　“十五字訣”碩果出

　　在領悟到實事求是這個基本思想之后，陳云的思想步伐并沒有停止，而是在深入研讀毛主席著作的基礎上，繼續沿著“怎樣才能做到實事求是”進行了探索性、創造性思考，由此總結和概括出了如今我們耳熟能詳的“十五字訣”，為他與毛澤東的“窯洞對”結出了已經載入史冊和“黨書”的豐碩成果。陳云晚年回顧總結說：

　　“在延安的時候，我曾經仔細研究過毛主席起草的文件、電報。當我全部讀了毛主席起草的文件、電報之后，感到里面貫穿著一個基本指導思想，就是實事求是。那末，怎樣才能做到實事求是？當時我的體會就是十五個字：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交換、比較、反復。”[9]

　　“這十五個字，前九個字是唯物論，后六個字是辯證法，總起來就是唯物辯證法。”[10]

　　這十五個字微言大義、字字珠璣，凝結著陳云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特別是毛澤東思想，還有黨的正反兩方面歷史經驗教訓的深刻領悟和總結。在我們黨內，陳云對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領悟和闡釋堪稱“獨到”，而這種“獨到”，正是植根于他同時從正反兩面歷史經驗教訓對實事求是思想路線所作的深入思索和總結。從反面來說，在革命、改革時期我黨的一些失利和挫折，使他辟出一條從“怎樣才能少犯錯誤，或者不犯大的錯誤”這一問題領悟實事求是的獨特路徑，也使他可能比黨內其他同志對實事求是思想路線抱有更加痛徹心扉的理解和更強的敬畏之心、謹慎之心；從正面來說，在他領悟了實事求是的巨大威力和內在真諦后，他對“怎樣才能做到實事求是”、“怎樣使我們的認識更正確些”這一根本問題有了自己獨到的深入領悟，從而對堅持和貫徹實事求是思想路線、怎樣把事情辦得更好，有了更強的自覺和自信。這正反兩面的切身經歷和深刻總結，或許是陳云在后來的經歷中較少犯錯誤，尤其是較少犯大錯誤的奧妙所在。

　　對“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交換、比較、反復”十五個字的具體含義，陳云從延安時期就開始進行深入闡釋，之后又在“七千人大會”的陜西省全體干部會議、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夕的中央工作會議東北組會議等黨的歷史的關鍵時刻進行闡述，其中許多時刻都是我們黨急需端正思想路線的關鍵節點。在晚年的一次談話中，陳云又親自對這十五個字進行了一次總結性的系統闡釋。他說：

　　“不唯上，并不是上面的話不要聽。不唯書，也不是說文件、書都不要讀。只唯實，就是只有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地研究處理問題，這是最靠得住的。”

　　“交換，就是互相交換意見。比方說看這個茶杯，你看這邊有把沒有花，他看那邊有花沒有把，兩人各看到一面，都是片面的，如果互相交換一下意見，那末，對茶杯這個事物我們就會得到一個全面的符合實際的了解。過去我們犯過不少錯誤，究其原因，最重要的一點，就是看問題有片面性，把片面的實際當成了全面的實際。作為一個領導干部，經常注意同別人交換意見，尤其是多傾聽反面的意見，只有好處，沒有壞處。”

　　“比較，就是上下、左右進行比較。抗日戰爭時期，毛主席《論持久戰》就是采用這種方法。他把敵我之間互相矛盾著的強弱、大小、進步退步、多助寡助等幾個基本特點，作了比較研究，批駁了‘抗戰必亡’的亡國論和臺兒莊一戰勝利后滋長起來的速勝論。毛主席說，亡國論和速勝論看問題的方法都是主觀的和片面的，抗日戰爭只能是持久戰。歷史的發展證明了這個結論是完全正確的。由此可見，所有正確的結論，都是經過比較的。”

　　“反復，就是決定問題不要太匆忙，要留一個反復考慮的時間。這也是毛主席的辦法。他決定問題時，往往先放一放，比如放一個禮拜、兩個禮拜，再反復考慮一下，聽一聽不同的意見。如果沒有不同的意見，也要假設一個對立面。吸收正確的，駁倒錯誤的，使自己的意見更加完整。并且在實踐過程中，還要繼續修正。因為人們對事物的認識，往往不是一次就能完成的。這里所說的反復，不是反復無常、朝令夕改的意思。”[11]

　　切身領悟了實事求是的威力和真諦、進而又切實掌握了踐行實事求是的具體辦法之后，陳云從此形成了唯實而不盲從、謹慎而又硬氣的獨特政治理念和風格。

　　在中共七大上的發言中，陳云結合自己之前因為盲從而犯錯誤的教訓，強調了唯實而不盲從的問題，告誡全黨只有不盲從、依靠實事求是才能少犯錯誤。他說：“現在不要說有了正確的領導就不會犯錯誤了”，“我們相信毛主席，但絕不是盲從，盲從是沒有用處的，只有對問題仔細地考查，翻來覆去地考查，這樣不管毛主席在這里領導也好，離開毛主席也好，大體上不會犯大的錯誤，否則風潮一來，就又要犯錯誤。”[12]

　　在晚年對自己革命經歷的總結中，陳云對自己謹慎而又硬氣的政治風格又進行了一次極為精辟的概括和總結，值得我們認真學習、反復琢磨。他說：“我有過中央根據地失敗的經驗，因此，一九四五年到東北后，兢兢業業工作。解放后，我到上海開會，抓二白一黑，打破帝國主義封鎖。有人提出把工廠搬出上海，我考慮不行，只能從外地調大米、棉花。結果，到一九五三年，經濟就恢復到了戰前水平。那時，我算出全國只要每年有二千七百八十億斤糧食，就不會出大問題。毛主席很奇怪，不知我是怎么算出來的。但我也有硬的一面。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會時，毛主席要我講話，我不肯講，在陜西組的會上講了‘交換、比較、反復’。一九七八年底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我也是頂的，講了彭德懷的問題，超出了當時華國鋒關于平反冤假錯案不得超出‘文化大革命’”時期的界限。以后，審判‘四人幫’，政治局開會討論，許多同志主張判江青死刑。我說不能殺，同‘四人幫’的斗爭終究是一次黨內斗爭。有人說，黨內斗爭也可以殺。我說黨內斗爭不能開殺戒，否則后代不好辦。總之，我是一方面小心謹慎，一方面又很硬。”[13]

　　“一方面小心謹慎，一方面又很硬”，是陳云對自己一生從政經驗和政治風格的高度概括。是什么給了陳云這樣的自信和硬氣？根本上講，就是他對實事求是思想方法的透徹領悟和掌握。所謂“小心謹慎”，就是對實事求是思想路線心存尊崇和敬畏，就是要通過“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交換、比較、反復”、深入調查研究等辦法小心翼翼地搞清實事，繼而客觀求是和作決策；所謂“很硬”，就是不盲從，就是尊重事實、相信實踐、追求真理，堅信做到實事求是才是我們的根本底氣，有了底氣也就能做到硬氣。無論是“小心謹慎”還是“很硬”，實質上都是源自對實事求是的尊崇和踐行。

　　陳云概括創造的“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交換、比較、反復”的十五字箴言，閃耀著辯證唯物主義光輝，是他與毛澤東“窯洞對”的理論結晶，是我們黨思想理論寶庫的永恒瑰寶，早已深深融入中國共產黨人的思想和精神血脈之中，給一代代共產黨人無窮教益和啟迪。

　　“學習哲學”濟后世

　　在領悟實事求是思想方法的心路歷程中，陳云從和毛澤東“窯洞對”中得到的最大啟示，就是要做到少犯錯誤、不犯大錯誤，光有經驗是不夠的，更重要的是要從思想方法上也就是用馬克思主義哲學看問題。毛澤東的指導和點撥，使陳云“受益很大”，使他充分認識了學習哲學、學好哲學的重要性，將之作為“思想上的基本建設”。正是從這時起，陳云不僅自己深入鉆研馬克思主義哲學及毛澤東的哲學思想，而且言傳身教，告誡、囑托全黨特別是高級干部要學好哲學、掌握科學的思想方法。

　　改革開放初期，陳云在一次談話中回顧了自己一生中兩次集中學習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經歷，一次在延安時期，一次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這兩次經歷對他的思想歷程產生了重大影響，他本人形象地用兩次“打倒”來形容這兩次系統的學習哲學的經歷：

　　“馬克思主義哲學是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學習馬克思主義哲學很重要。延安時代，我在中央組織部工作的時候，有個很好的風氣，就是組織干部學習哲學。那時規定每周要看幾十頁書，每星期六用半天時間進行討論。這樣系統地學了幾年馬列著作和毛澤東著作，對我很有幫助，從思想理論上把王明的一套‘打倒’了。后來，我就沒有時間這樣系統地學習了。‘文化大革命’期間，我又有計劃地讀了點馬列原著，從思想理論上把陳伯達的那一套‘打倒’了。”[14]

　　兩次“系統地學習”、兩次“打倒”，是思想理論上的兩次斗爭、兩次升華，促進了陳云在思想理論上的兩次飛躍。正所謂“不破不立”，第一次系統學習和“打倒”，使陳云通過領悟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系統地駁倒了“王明的一套”，確立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創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道路在他頭腦中的真理性、正確性；第二次系統學習和“打倒”，使他運用馬列主義基本原理，系統總結了新中國成立以來社會主義建設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尤其是失誤挫折，系統地駁倒了“陳伯達的一套”，為陳云在改革開放新時期為以鄧小平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作出卓越貢獻，作了重要的思想理論準備。

　　陳云認為，學習哲學，最核心的就是要掌握辯證唯物論和唯物辯證法。他本人就是通過學習馬克思主義哲學掌握辯證唯物論和唯物辯證法這個最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的。他有一次在和秘書談學哲學的問題時，對此作了充分說明：

　　“哲學是最核心的東西。馬克思之所以由青年黑格爾派轉變為馬克思主義者，主要就是因為他把黑格爾的辯證法和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經過改造，結合到了一起。有了這個東西，才有了唯物史觀和剩余價值學說。我到延安后，毛主席讓我學哲學，還給我派了教員，我認真地學了三遍。那時中央組織部的讀書班，在延安是比較有名的。那幾年的學習，使我受益匪淺。在延安學習前，我的講話、文章缺少辯證法；學習后，講話寫文章就不一樣了，就有辯證法了。”[15]

　　在今天的陳云故居，展出著一副陳云晚年寫給夫人于若木的條幅：“辯證唯物論唯物辯證法是馬克思主義的要點”；于若木在紀念陳云100周年誕辰時也強調，“全面領會和掌握毛澤東思想的精神實質是陳云同志成功的秘訣”。由此足見陳云對辯證唯物論唯物辯證法的深厚領悟和感情。

　　從接受和實踐毛澤東在延安時期教導他“學習哲學”的囑托開始，陳云就一直十分重視黨員干部尤其是高級干部學習哲學的問題。尤其在晚年，陳云更是從黨和人民事業長遠發展出發，以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高度的責任感使命感，提出在黨的第二個歷史決議中加上提倡學習馬克思主義哲學尤其是毛澤東哲學著作的內容，并將我們黨特別是高級干部“身負重任”問題和“學習哲學”問題緊密地結合起來進行闡述，反復告誡全黨尤其是高級干部、青年同志要學好哲學。他反復囑托：

　　“要把我們的黨和國家領導好，最要緊的，是要使領導干部的思想方法搞對頭，這就要學習馬克思主義哲學。”[16]

　　“學習理論，最要緊的，是把思想方法搞對頭。因此，首先要學哲學，學習正確觀察問題的思想方法。如果對辯證唯物主義一竅不通，就總是要犯錯誤。”[17]

　　“現在我們在新的形勢下，全黨仍然面臨著學會運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立場、觀點、方法分析和解決問題這項最迫切的任務。”[18]

　　“在黨內，在干部中，在青年中，提倡學哲學，有根本的意義。現在我們的干部中很多人不懂哲學，很需要從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上提高一步。只有掌握馬克思主義哲學，思想上、工作上才能真正提高。”[19]

　　“我建議同志們，尤其是年輕同志，平日除了看業務書外，也要抽空讀點馬列的理論書籍，特別是要學點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唯物辯證法和歷史唯物論是最正確最科學的世界觀和思想方法。一個人，無論從事什么工作，有還是沒有這個世界觀和思想方法，工作起來都會大不一樣。”[20]

　　“我勸你們一件事，領導干部要學點哲學。不要怕人家說馬克思主義哲學過時了，沒有過時，永遠不會過時。無論工作如何忙，也還是要抽點時間學習。學習時不要急急忙忙聯系實際。你們接觸實際多，自然就會聯系起來。學馬克思主義哲學，是思想上的基本建設。”[21]

　　“我個人的體會是：學習哲學，可以使人開竅。學好哲學，終身受用。”[22]

　　這些殷殷囑托，既是陳云對他與毛澤東“窯洞對”內在精神的不懈傳承，也寄托著他對黨和人民事業永遠興旺發達的無限期盼和祝愿。這些殷殷囑托，如洪鐘大呂，將永遠在我們耳邊發出綿綿不絕的回響。

　　“窯洞對”里有文章

　　從“三問三答”到“十五字訣”再到“學習哲學”，陳云與毛澤東的“窯洞對”在我們黨的歷史上留下了精彩的一筆，寫就了一篇令人回味無窮、永世贊嘆的文章。

　　在建黨百年之際，站在我們黨百年征程新起點上，我們要走好新時代的長征路、如期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仍然需要從包括毛澤東與陳云“窯洞對”在內的精彩黨史故事中汲取前進的智慧和力量。

?

　　注釋：

　　[1]《陳云傳》(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版，第395頁。

　　[2]《陳云文選》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2-343頁。

　　[3]《陳云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5頁。

　　[4]《陳云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5頁。

　　[5]《陳云傳》(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版，第395頁。

　　[6]《陳云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5頁。

　　[7]《陳云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60頁。

　　[8]《陳云年譜（修訂本）》（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5年版，第309頁。

　　[9]《陳云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1頁。

　　[10]《陳云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2頁。

　　[11]《陳云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1-372頁。

　　[12]《陳云傳》(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版，第101-102頁。

　　[13]《陳云年譜（修訂本）》（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5年版，第432-433頁。

　　[14]《陳云同志關于評彈的談話和通信（增訂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版，第112-113頁。

　　[15]《陳云年譜（修訂本）》（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5年版，第379頁。

　　[16]《陳云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60頁。

　　[17]《陳云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6頁。

　　[18]《陳云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62頁。

　　[19]《陳云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5頁。

　　[20]《陳云同志關于評彈的談話和通信（增訂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版，第116頁。

　　[21]《陳云年譜（修訂本）》（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5年版，第446頁。

　　[22]《陳云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62頁。

　　（作者系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