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磅文章 | “十四五”時期我國內外環境有何新變化？

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我國發展仍然處于重要戰略機遇期，但機遇和挑戰都有新的發展變化。科學分析“十四五”時期我國發展面臨的新形勢，深刻認識錯綜復雜的國際環境帶來的新矛盾新挑戰，準確把握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變化帶來的新特征新要求，才能增強機遇意識和風險意識，準確識變、科學應變、主動求變，立足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國情，保持戰略定力，把握發展規律，更好統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善于在危機中育先機、于變局中開新局，抓住機遇，應對挑戰，趨利避害，站在新的起點上謀劃部署“十四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統籌兼顧、精準施策，有效破解發展矛盾和難題，確保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開好局、起好步。

一、“十四五”時期我國發展面臨的國際環境

“十四五”時期，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廣泛深遠，國際經濟、科技、文化、安全、政治等格局繼續深刻調整，不穩定不確定因素明顯增多，我國發展面臨的國際環境日趨復雜。

一是世界經濟復蘇面臨諸多風險。疫情沖擊下，國際貿易和投資大幅萎縮、國際金融和商品市場動蕩、國際交往受限、地緣政治風險上升，世界經濟陷入戰后最嚴重的衰退。雖然隨著疫情防控形勢逐步好轉，世界經濟有望出現恢復性增長，但疫情衍生的各類風險和長期積累的結構性問題，使得復蘇不穩定不平衡性凸顯，發達經濟體走勢分化，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面臨較多困難，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對世界經濟中長期發展帶來的負面沖擊不可低估。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為應對疫情沖擊，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實施極度寬松的財政政策，大量放水，雖然有助于支持實體經濟復蘇，但在金融市場上也造成了巨大泡沫。現在隨著疫情防控形勢的好轉，經濟走向復蘇，這種極度寬松的財政政策也勢必要進行調整，趨向正常。但若在調整中節奏、力度把握不好，就會產生新的風險，比如貨幣流動性過剩問題所隱含的金融風險。應該說，這有可能是導致新一輪經濟危機的一個重要方面。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2021年7月曾預測，2020年世界經濟增速-3.2%，2021年達到6.0%，2022年則會回到4.9%。從中期看，世界經濟增速可能會穩定在3.4%的水平。從2022年開始，世界經濟增長明顯回落，這是在目前極度寬松的財政政策支持下形成的。日后，隨著這一政策調整，世界經濟增長將會回到疫情前水平，持續低增長態勢，預計發達經濟體中期增長僅有1.6%，新興經濟體將回落至4.6%。也就是說，雖然2021年出現了較為強勁的經濟復蘇，但其中包含了諸多偶然因素，世界經濟增長速度總體上并不樂觀。

如圖所示，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世界經濟增長基本穩定在3.4%的水平，波動較小。2020年受疫情影響，經濟下滑至-3.2%，可以說是百年以來最嚴重的一次經濟衰退。盡管這兩年世界經濟將有所恢復，但從中長期來看，世界經濟將回到疫情前的水平。

從世界經濟與貿易增長趨勢來看，“十三五”時期世界貿易增長率比經濟增長率普遍偏低，經濟全球化出現退潮。從中期看，世界貿易增長帶動經濟增長的趨勢可能會出現很大改變，經濟增長將更多依靠各國國內需求。在這一背景下，我們要繼續擴大開放，推動經濟全球化，同時還要立足國內市場，以國內需求推動經濟發展。

從全球跨國直接投資流入量來看，2020年受疫情影響，全球跨國直接投資流入量近1萬億美元，比2019年下跌了50%以上。其中下跌最多的是發達國家，2020年只有3120億美元，比2019年減少了4880億美元，說明疫情對發達國家的沖擊比較大。

二是全球科技產業競爭更加激烈。以5G、人工智能、物聯網、大數據、區塊鏈等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術加速向經濟社會各領域滲透，與生物工程、新材料、新能源等新興技術交叉融合，顛覆性技術不斷涌現，新產品、新業態、新模式層出不窮，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創新鏈、價值鏈加快重組。為搶占先機和增強競爭力，各國圍繞爭奪科技創新和產業鏈制高點的競爭更加激烈，更加重視科技自立自強和產業鏈供應鏈安全可控。

三是國際規則主導權之爭更趨激烈。部分發達國家強化貿易投資保護，訂立排他性保護性區域貿易協定，施壓多邊貿易規則體系重構，抬高新興經濟體參與區域和多邊合作的門檻，給經濟全球化和世界經濟強勁、平衡、可持續增長帶來不確定性。此外，在防范重大傳染性疾病、應對氣候變化、維護網絡安全等領域，大國博弈競爭加劇，國際合作難以有效開展。

四是世界進入動蕩變革期。世界格局“東升西降”的趨勢仍將延續，大國關系深刻調整，傳統和非傳統安全因素相互交織，地緣政治格局更趨復雜，國際安全風險點增多，各國政治經濟社會穩定面臨新考驗。一些大國渲染意識形態對立，單邊主義、保護主義與國內民粹主義相互呼應，在國際關系中大搞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動輒以制裁相威脅，沖擊穩定發展的國際環境。

五是和平發展仍是時代主題。盡管國際形勢復雜多變，但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社會信息化、文化多樣化深入發展，各國相互聯系和依存日益加深，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深入人心，和平發展的大勢不可逆轉，世界各國只有攜起手來走和平共處、互利共贏、共同發展之路，才能有效應對國際社會面臨的“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發展赤字”四大挑戰，為人類社會爭取和平發展的美好未來。

二、“十四五”時期我國發展面臨的國內環境

“十四五”時期，我國將進入新發展階段，繼續發展具有多方面優勢和條件，經濟長期向好的基本面沒有改變，同時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仍然突出，保持經濟平穩運行、推動高質量發展仍需付出艱苦努力。

一是我國繼續發展具有多方面優勢和條件。我國已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經濟實力、科技實力、綜合國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已躍上新的大臺階，制度優勢顯著、治理效能提升、經濟長期向好、物質基礎雄厚、人力資源豐富、市場空間廣闊、社會大局穩定，特別是有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的堅強領導，有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科學指引，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顯著優勢，這是我們萬眾一心、戰勝一切困難、繼續推動發展的最大有利條件和優勢所在。

二是保持經濟平穩運行難度加大。我國仍處在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快速發展階段，發展的內生動力依然強勁，經濟穩中向好、長期向好的發展趨勢沒有改變，仍處在成長的上升期。同時，我國又處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階段，以往支撐經濟高速增長的外部環境和內部條件都有很大的改變，結構性、體制性、周期性問題相互交織，再加上新冠肺炎疫情沖擊，保持經濟平穩運行難度加大。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進入中高速增長區間，創新驅動、轉型發展、結構調整、協調發展、環境保護等方面的壓力和需求前所未有，未來一個時期經濟潛在增速仍可能繼續有所回落。

三是完善內需主導、內生增長的新發展模式緊迫性上升。改革開放特別是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來，我國發揮勞動力等生產要素成本低的比較優勢，積極參與經濟全球化條件下的國際大循環，形成市場和資源“兩頭在外”發展模式，成為“世界工廠”，有力帶動了經濟快速發展。隨著外部環境和國內要素條件變化，國際大循環動能明顯減弱，“兩頭在外”的發展模式難以為繼，特別是關鍵核心技術受限帶來的產業鏈供應鏈安全問題凸顯，經濟安全風險增大。我國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擁有全球超大規模的國內市場和配套齊全的完整產業體系，具備內部可循環的大國經濟優勢。而且國際金融危機以來，我國已經在向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轉變，必須順勢而為，把實施擴大內需戰略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機結合起來，把科技自立自強作為國家發展的戰略支撐，加快完善內需主導、內生增長的新發展模式。

從對外貿易增長情況看，“十三五”時期以來，我國對外貿易增長速度明顯放緩，不太可能主要依靠外需來拉動經濟增長。從經常項目順差及其占GDP比重來看，2007年，我國經常項目順差占GDP比重達8.7%，“十三五”時期以來已經降至2%以內。2020年以來，在疫情影響下，我國抗疫物資出口增長加快，順差有所增加。但總的來看，外需占GDP比重越來越小。

四是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依然突出。我國已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在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方面已經取得積極進展，過去那種以犧牲生態環境為代價、單純依靠增加要素投入追求經濟總量增長的粗放型發展模式逐漸被擯棄，貫徹新發展理念，實現質量、結構、規模、速度、效益、安全有機統一，已經成為新的發展導向。但是，同高質量發展的要求相比，我國發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問題依然突出，重點領域關鍵環節改革任務仍然艱巨，創新能力不適應高質量發展要求，農業基礎還不穩固，城鄉區域發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較大，生態環保任重道遠，民生保障存在短板，社會治理還有弱項。特別是關鍵核心技術和零部件被人“卡脖子”，供給體系不適應需求結構變化，生產、分配、流通、消費受制于體制機制障礙循環不暢等問題，嚴重制約經濟高質量發展。

“十四五”規劃綱要指出，“必須統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面對“十四五”時期發展環境的深刻復雜變化，要辯證認識和把握國內外大勢，牢牢把握發展的主動權，善于在危機中育先機、于變局中開新局，抓住機遇，應對挑戰，奮勇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