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與全球經濟治理：從規則接受者到深度參與者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始終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推進全球經濟治理體制變革，推動全球治理體系朝著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面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在推動全球經濟治理體系改革的進程中遇到各種各樣的風險和挑戰。回顧中國參與全球經濟治理的歷程，逐步由傳統規則的接受者轉變為新規則的參與者，甚至引領者，這些經驗為中國繼續有效參與全球經濟治理提供參考和助力。

第一階段：探索與融入（2001年以前）

新中國成立初期，面對復雜嚴峻的國內和國際形勢，我國準確把握自身國情和世界發展大勢，把中國的命運和前途與廣大發展中國家命運結合起來，積極探索國際規則，努力發揮中國在國際治理中的作用。1971年我國恢復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并開始與絕大多數國家建立外交關系。1980年，中國恢復了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MF)和世界銀行的關系。

從改革開放到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是我國進一步融入國際秩序、學習熟悉并主動引入國際規則的重要時期。1986年的“復關談判”，我國全程參與“烏拉圭回合”談判，這使得中國更加全面地了解了關貿總協定及其國際經貿規則的新動向，并根據有關國際規則及時調整國內規則，為對接世界貿易組織規則奠定了良好基礎。

1989年，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伴隨著新一輪區域經濟一體化浪潮的興起應運而生。中國在1991年正式加入APEC，此舉為我國全面和深入地參與亞太區域經濟合作開創了新局面，有效地加強了我國與APEC各成員的經貿關系。同時，中國也為推動APEC的發展做出了多方面的重要貢獻。隨后，中國在與東盟的自由貿易區、上海合作組織等框架內進一步探索區域性經濟合作與治理。

這一階段，中國在參與全球經濟治理體系方面主要是探索和融入。

1978-2001中國參與的國際組織

第二階段：轉型與建設（2001年-2008年）

2001年是中國參與全球經濟治理的歷史分水嶺和轉折點。中國政府以“開放”作為參與全球經濟治理的主要戰略，努力恢復中國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的參與地位。隨著中國融入全球治理體系的不斷深入，中國政府正在全方位、多層級地積極參與到全球經濟治理的建設事業中去，開始從參與者向建設者轉變。

20世紀末，亞洲金融危機的爆發給予了中國積極推動區域經濟治理的機會,為我國后期參與全球經濟治理積累了經驗。在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后，中國政府除積極參與IMF對泰國、印尼等政府的資金援助外，中國領導人還多次公開承諾，保持人民幣匯率穩定，為維護亞太地區經濟形勢的穩定做出重要貢獻。

2001年11月10日，在多哈舉行的 WTO 第四屆部長級會議期間，WTO 成員以全體一致方式通過了中國加入WTO決定。以此為標志，中國邁出了參與全球經濟治理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一步。中國自從加入WTO 以來，依據入世承諾施行了大幅度削減關稅、取消一些領域的關稅、逐步開放服務貿易市場、加強知識產權保護等措施，同時對國內有關的法律法規進行適當的修正和規范，認真履行入世承諾，以“重承諾、負責任、守信用”的國際形象和實際行動，使中國進一步融入國際貿易體系，成為國際貿易體制中承擔完全責任的重要成員國。入世以后，中國充分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在努力維護發展中國家利益的同時，加強與發達國家之間的溝通協調，積極參與了各個領域的多邊貿易談判，促進了WTO 成員間的相互了解和減少分歧。

亞太經濟合作組織是中國首次加入的區域性國際經濟組織，自此，中國開始主動參與到全球經濟治理中。在亞太經濟合作組織中，中國著眼于推動經濟聯動、開放經濟、創新增長點與技術合作四方面。

隨著新興經濟體的崛起，世界經濟發展不平衡的趨勢越來越明顯。亞洲金融危機過后的1999年，G20應運而生；2008年美國證券業爆發的危機迅速演變成世界性金融危機，世界各國經濟發展水平持續分化，全球經濟治理體系暴露出更深層次的矛盾，G20峰會順勢而創。G20取代G7成為重要的全球經濟治理平臺。通過這一平臺，中國積極宣傳自己的全球治理新理念，與其他發展中經濟體和新興經濟體一道積極在G20論壇上發出共同聲音，提高發展中經濟體和新興經濟體的影響力，推動全球經濟治理體系走向更加公平、合理、有效和包容。

中國用自己的實力和行動證明了在全球經濟治理中所發揮的重要作用和影響。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第一，積極主辦G20峰會。第二，強調創新，積極促進世界經濟增長。促進經濟增長始終是G20關注的核心議題。中國首次將“創新增長方式”作為G20峰會的重要議題，提出G20創新增長藍圖及具體行動計劃，為全球創新增長開辟了新的路徑，注入了新的活力。第三，堅持伙伴精神，積極應對共同挑戰。當前，單邊主義與保護主義嚴重干擾國際秩序和多邊貿易體制，成為全球經濟穩定的重要風險。在世界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形勢下，中國主張堅持伙伴精神，加強政策協調，應對共同挑戰。伙伴精神是G20形成的基礎，G20建立之初也是為了解決世界面臨的共同問題。作為負責任的大國，中國身體力行弘揚伙伴精神，致力于同世界各國合作共贏。中國與G20絕大多數成員通力合作，堅定了全球化和多邊主義的方向，中國也隨時歡迎包括美國在內的其他國家轉變態度，增強經貿合作。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只要我們彼此包容、守望相助，就能無論晴時好、雨時奇，都堅定前行，共抵彼岸”。第四，增加綠色金融供給，積極支持全球綠色經濟發展。通過梳理近年來主要的國際政治經濟關鍵詞不難發現，應對氣候變化和低碳經濟是現階段全球最具兼容性的共識。G20杭州峰會首次同時討論了可持續發展和氣候變化這兩個最大的發展問題，首次發布氣候變化問題主席聲明。中國為推動世界向低碳轉型、應對氣候變化發揮了積極作用。為了解決氣候變化中的資金問題，在中國倡議下，二十國集團首次討論綠色金融議題，并成立了綠色金融研究小組，總結了相關經驗，為各國發展綠色金融提供參考，支持全球經濟向綠色低碳轉型。

第三階段：深度參與（2008年之后）

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爆發并迅速蔓延到全世界，暴露出世界經濟發展不平衡的問題，這在客觀上要求對全球經濟治理進行深刻改革。與此同時，隨著經濟實力和國際地位的不斷提升，中國也逐漸深入參與到全球經濟治理體系中。

金磚國家合作機制是中國參與全球經濟治理的重要渠道。金磚國家合作機制起始于2006年9月的首次外長會晤。十多年來金磚國家的合作，在中國的積極推動下不斷發展，達成了許多重要的合作成果。金磚國家簽署的《金磚國家銀行合作機制金融合作框架協議》《福塔萊薩宣言》和《關于建立金磚國家應急儲備安排的條約》，標志著金磚國家在金融合作方面取得了制度性的突破。金磚國家各領域務實合作不斷機制化、實心化，推動了形成一體化大市場，中國在落實這些合作規劃方面，尤其在落實貿易投資、制造業和礦業加工、基礎設施互聯互通、資金融通、科技創新、信息通信技術合作等優先領域方面，擔當了表率。

進入新時期，全球經濟治理面臨諸多問題與挑戰。2013年，中國領導人在出訪中亞、東南亞國家期間，提出了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與“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以下簡稱“一帶一路”)，以及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以下簡稱“亞投行”)等重大倡議，旨在通過加強沿線各國的全方位合作，對接彼此的經濟發展戰略，實現優勢互補，促進共同發展。“一帶一路”倡議積極塑造著全球經濟互聯互通的健康局面，是中國向世界發出擴大開放、聯通世界的強勁信號，是中國對全球經濟治理的重要貢獻。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與現有全球經濟治理安排形成互補，旨在帶動周邊乃至更大范圍的經濟活力，以基礎設施為基礎，搭建跨地區經濟合作的國際大平臺，實現互利共贏，尋求共同發展和可持續發展。

公共產品是全球經濟治理的核心內容。成立于2016年1月的亞投行和絲路基金是中國向世界提供的公共產品。“一帶一路”倡議本身是將經濟發展放在首要位置，“一帶一路”倡議所構成的跨區域合作框架和制度，將是中國和參與國家共同構建的制度國際公共產品。2016年，亞投行的成立標志著國際金融治理翻開了嶄新的一頁，也客觀上倒逼了IMF的份額和投票權的改革。倡議成立亞投行，是中國承擔更多國際責任、推動完善現有國際經濟體系、提供國際公共產品的建設性舉動。

世界正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全球治理體系也面臨重構的局面。在這一變局之下，《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的簽署，既符合全球價值鏈區域化發展的大趨勢，也為處于重構之中的國際經貿治理體系提供了一種更加包容和開放的新路徑。RCEP更多體現了包容性，是發展中國家參與國際經貿規則重構的重要平臺。中國正努力謀求擴大與更多國家和地區的自貿協定談判，以繼續推動形成立足周邊、輻射“一帶一路”和面向全球的高標準的自由貿易區網絡，中國實施自由貿易區戰略的重要目標就是為了能夠深度參與國際規則的制定，更是中國參與全球貿易治理的重要途徑。中國制定的中長期發展規劃與聯合國《2030 年可持續發展議程》對接，推動達成《巴黎協定》，也是中國政府推動全球發展共識進一步在國內主流化，從而倒逼國內改革的戰略性舉措。

新冠肺炎疫情的暴發與全球蔓延，對世界經濟運行、國際政治格局產生了重大的沖擊。中國作為新興大國，在全球抗疫復產復工中，發揮著積極作用，疫情使經濟全球化受到嚴重沖擊，全球治理體系受到嚴重危害，同時也給全球多邊治理體系帶來嚴重沖擊，而目前單邊主義和保護主義政策盛行，我們更須旗幟鮮明堅定不移地推進全球化和全球治理，擴大對外開放。

（根據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際經濟貿易學院教授薛熠《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 貢獻中國智慧——學習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精神》講稿摘編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