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在國際金融治理中的重要作用

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有很密切的聯系。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21世紀以來,中國的經濟實力不斷提高，中國越來越多地參與維護和完善多邊經濟治理機制，金融治理是其中一項重要內容。

一、接受資本流入，改革學習經驗

（一）逐漸進入國際金融體系

1971年，中國恢復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1979年，美國與中國建交，開始允許中國進入美國主導的國際機制，尤其是經濟金融機制。

1980年，中國恢復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合法席位，世界銀行來中國考察了北京、上海、天津三個直轄市和福建、甘肅、廣東、新疆、浙江等17個省、自治區。1981年，中國獲得第一筆世界銀行貸款，總額2億美元，到1983年，世界銀行向中國提供近10億美元貸款和援助，同時還提供咨詢、人員培訓和政策建議等。從國際金融機構融資到全面接受外資流入，中國逐漸進入國際金融體系。

（二）改革學習經驗

1978年，中國國家工作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實行改革開放。中國抓住了國際產業結構新一輪調整、轉移的重要時機，及時采取了出口導向戰略，擴大勞動密集型產品生產，加工貿易迅速發展，成為全球產業鏈中的重要一員。

在吸引資金、技術、設備，拓展國際市場的同時，中國進行了內部改革與制度創新。1979年設立深圳、珠海、汕頭和廈門出口特區，1980年改稱為經濟特區，在外匯政策、進出口許可、稅收和利率優惠等方面進行改革試點。1988年設立海南經濟特區。1992年設立上海浦東國家級新區。從出口特區、經濟特區到國家級新區以及現在的自貿區，這些改革試驗區承擔著重大發展和改革開放戰略任務的試驗試點，形成可復制可推廣的成功經驗后在全國推開。事實證明，中國的改革開放取得了巨大成功。

1999年，中國在累計獲得約100億美元的“軟貸款”之后，從援助最貧困國家的世界銀行國際金融開發公司“畢業”。

二、推動治理變革，維護金融穩定

（一）推動國際金融治理變革

隨著中國的經濟實力成長以及深度參與國際機制運行，中國在國際社會地位開始轉變，參與國際治理，影響不斷擴大。

2005年，中國從世界銀行的受援國轉變為發展經驗分享的國別伙伴。

2007年12月，中國首次向世界銀行軟貸款窗口國際開發協會（IDA）捐款3000萬美元，從世界銀行的資金接收國變為捐資國。

2008年，美國及發達國家難以穩定全球經濟金融，中國成為美國國債最大買家，成為美國金融市場乃至國際金融市場穩定的重要支撐力量一直到2014年，而至今中國仍是美國國債的第二大持有國。

2008年，G7國家發現光靠自己的力量無法應對全球性金融危機，美國開始在G20機制內與發展中國家共同協商解決全球性問題。G20已經成為發達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經濟體共同參與全球治理的最重要的國際機制。中國在世界銀行的投票權不斷提升，大力推動IMF改革。

2009年9月，G20匹茲堡峰會發表《領導人聲明》，世界銀行為發展中和轉軌國家增加至少3%的投票權，保持小國和窮國的投票權。2010年11月，G20首爾峰會上發達國家向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轉移超過6%的IMF份額，執行董事會24個席位中擁有9個的歐洲國家讓出2個席位給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由此，中國、印度、巴西和俄羅斯四國份額進入前十名；中國持有IMF份額從3.72%升至6.39%。2019年，IMF承諾在第16輪份額總檢查中再次審視IMF份額充足性，包括以一個新的份額公式作為指引，并進一步推進IMF治理變革。

（二）維護國際金融穩定

圖1?美元、泰銖、馬來西亞、印尼和菲律賓貨幣實際有效匯率指數

數據來源：WIND數據庫

圖116顯示，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受沖擊最大的是“四小虎”國家。這四個國家在1999年都開始恢復，匯率震蕩上升。2012年美元匯率開始上升，這些國家受到影響，匯率開始下行。菲律賓比索和泰銖、美元走勢基本相似，相較而言，馬來西亞林吉特和印尼盾有一定降幅。整體來看，本次美元上升，東南亞國家避免了匯率大幅貶值、資本大量外逃的現象。中國人民幣匯率的相對穩定、人民幣互換機制的建立以及中國進出口貿易、國際投資的增長為全球經濟和金融穩定做出貢獻。

截至2019年，我國已與近40個國家簽訂了雙邊貨幣互換協議。金磚國家中，巴西、俄羅斯、南非都與中國簽訂了協議。

圖2 人民幣互換規模（單位：億）

數據來源：WIND數據庫

圖2顯示，人民幣互換規模不斷增加。2020年人民幣互換規模達到3.6萬億，按照貨幣互換國家數量統計，人民幣已經成為世界第一大互換貨幣。中國堅持市場化改革方向同時保持人民幣匯率穩定，成為動蕩的國際貨幣市場中的一個穩定錨。

三、提供資本輸出，內部產業升級

（一）資本凈輸出國家

圖3 對外直接投資和外商直接投資（1983-2019）

數據來源：WIND數據庫

圖3顯示，2014年中國對外投資金額（1231億美元）首次超過外商直接投資金額（1196億美元），中國成為資本凈輸出國。

從投資結構來看，2014年對發達國家投資增長較快，其中對美國投資增長了23.9%，對歐盟投資增長了1.7倍；對服務業投資增長27.1%，占比提高到64.6%。

資本凈輸出意味著我國在國際市場上不僅可以與其他國家實現商品交易等對外貿易領域的優勢互補，還能參與資本投資，使我國的外貿形式由單項交換轉變為雙向交換。通過境外投資輸出，我們可以充分利用當地的資源、人力和技術，更好實現合作發展。

2016年，中國超過世行設定的“畢業”收入閾值，人均國民總收入超過6895美元，根據世行計劃，此后給予中國的貸款將由當前的年平均18億美元“逐步”減少。這既是對世界銀行支持不發達地區、發展中國家的有效政策的證明，同時也表明，中國的經濟發展、結構升級在一步一步地提升。

（二）科技研發產業升級

金融危機后全球經濟發展停滯的一個根本問題是創新不夠。中國堅持對高新技術產業的投入，1998-2018年中國高技術產業主營業務收入增長近40倍。1995-2016年高技術產業研發投入增速年均28%，高于全部研發投入20%的水平，占全部研發投入的比重由5.12%上升到18.6%。

圖4?中國、法國、英國、日本、美國和德國高技術產業出口占比（%）

數據來源：世界銀行數據庫

圖4世界銀行數據顯示，2007年中國高技術產業出口占比30.2%，僅低于美國的30.5%，之后美國高技術產業出口占比下降，而中國高技術產業出口占比仍保持在30%左右，一直處于全球最高水平。

2020年新冠疫情發生以來，各國疫苗研發機構爭分奪秒積極推進相關實驗研究。傳統疫苗市場上，以默沙東（美國）、輝瑞（美國）、葛蘭素史克（英國）和賽諾菲（法國）為首的四大巨頭公司占據全球85%左右的市場份額。2021年2月底外交部介紹，我們大概已經向50多個國家援助疫苗，向27個國家出口疫苗。中國能夠在新冠疫苗研發和生產中參與國際疫苗市場競爭并取得重大成果，其背后是中國的研發能力、企業生產組織能力以及工業動員應急能力的綜合表現。

以上是中國參與國際金融治理的發展：從引入國際金融治理、接受國際金融治理經驗、學習市場運作的規則和機制，發展到成為國際金融治理的重要貢獻者、國際治理改革的重要推動者。中國要利用當前全球經濟金融格局調整的機遇，爭取更大投票權和話語權，著力提升在現有國際金融治理體系中的地位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