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迎秋：民營企業家的恒產和恒心源于何處

劉迎秋 受訪者供圖

2021年是“十四五”開局之年。“十四五”如何開好局、起好步，離不開一個關鍵因素——民營經濟。

在我國經濟發展中，民營經濟發展已經站到“五六七八九”的高位——貢獻了50%以上的稅收、60%以上的國內生產總值、70%以上的技術創新成果、80%以上的城鎮勞動就業、90%以上的企業數量。了解當前中國民營經濟面臨的形勢、中國民營企業家當前最關心的核心問題，對于公共政策討論至關重要。而對于民營企業家來講，如何看待當前的政策環境、不輕易被各種雜音干擾，關系著其是否能夠放心大膽投資、踏實創新和專心謀發展。

日前，《經濟觀察報》就民營經濟面臨的形勢與問題，專訪了著名經濟學家、中國民營經濟50人談成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全國政協經社理事會專家組成員劉迎秋。

劉迎秋自1981年發表第一篇有關民營經濟的論文《論我國現階段的個體經濟》后，陸續發表了大量有關民營經濟發展和政策建議方面的理論文章和研究報告，特別是1994年發表的《中國經濟“民營化”的必要性和現實性分析》長篇論文，一度引發爭論。他長期擔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民營經濟研究中心主任、領銜中國民營經濟研究課題組，先是在本世紀初連續發布6部《中國民營企業競爭力報告》（民營經濟藍皮書），后又出版《中國民營企業發展新論》等見證中國民營經濟發展與成長的權威研究成果。2020年卸任社科院民營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后，劉迎秋又參與發起成立了民間智庫“中國民營經濟50人談”，繼續關注、推動我國民營經濟發展。

在這位長期研究并見證了中國民營經濟浪潮起伏的學者看來，當前中國民營經濟發展的形勢，可以從兩方面評述：總體看，形勢很好；具體分析，多處堪憂。他認為，當前中國民營經濟發展表現出許多新的特點，迫切需要企業、特別是民營企業進行更多、更新的創新性探索。

劉迎秋還指出，很多民營企業家創新發展的勁頭不足，說到底是信心問題；有了信心，企業家就能夠做到“白天當老板、晚上睡地板”、廢寢忘食搞創新、一心一意謀發展——什么是民營企業家恒心的源泉？恒產。什么是企業家能夠以堅忍不拔的精神持續謀發展的“定心丸”？恒心。

訪談

民營經濟總體形勢很好，但也多處堪憂

經濟觀察報：如果從1980年中國發出改革開放后第一張個體工商戶營業執照算起，中國民營經濟經歷了40年高速發展，也呈現出一些代際特點——比如人們常說的“92派”。進入本世紀第二個十年，內外部政經環境等都出現一些明顯的變化，在您看來，新時期中國民營經濟面臨著怎樣的形勢？又有哪些新特點？

劉迎秋：經過40年的改革開放，中國民營經濟發展已經站到“五六七八九”這樣一個高位，來之不易。當前民營經濟發展的形勢，可以從兩方面進行評述：總體看，形勢很好；具體分析，多處堪憂。“總體看，形勢很好”，可以從如下五個方面來把握：

第一,針對民營經濟發展中遇到的很多問題和困難，黨中央、國務院審時度勢，先后多次聯合發布文件，為民營經濟發展排憂解難，為民營企業家、理論界和實際工作部門提高認識、清理誤區。所有文件都特別突出強調堅持“兩個毫不動搖”，充分肯定、鼓勵和支持與保證民營經濟持續健康發展。

針對民營經濟和民營企業發展，不包括中辦、國辦和有關部門（如發改委等）發的文件，僅中共中央國務院聯合發布的文件，先后就有四份。

第一份文件是2016年11月4日發布的《關于完善產權保護制度依法保護產權的意見》。這個文件是在習近平總書記2016年3月4日在全國政協十二屆四次會議民建、工商聯界委員聯組會講話精神基礎上出臺的。在此之前，無論是理論界還是實際工作部門、特別是民營企業家，感覺并認為在產權保護方面民營經濟受到一些不公正待遇，在具體工作中還存在政商關系不健康影響了民營企業健康發展等。在此背景下，習近平總書記發表重要講話，黨中央、國務院聯合發文，強調依法保護民營企業和民營企業家的產權。第二個文件是2017年9月8日發布的《關于營造企業家健康成長環境弘揚優秀企業家精神更好發揮企業家作用的意見》，重點闡釋了營造企業家健康成長環境、弘揚企業精神、更好推動民營經濟發展問題。第三個文件是2019年12月4日發布的《關于營造更好發展環境支持民營企業改革發展的意見》。這個文件是在2018年11月1日習近平總書記專門召開民營企業座談會之后，企業界仍然感到發展環境不夠好這樣一個背景下出臺的。文件不僅對營造更好發展環境提出了要求，而且對民營企業如何實現更高質發展指明了方向。第四個文件是2020年5月11日發布的《關于新時代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意見》。這個文件從社會主義體制建設和法制保障的高度對如何推進民營企業和民營經濟更好更高質量發展系統闡述了有關政策要求和意見。

上述介紹表明，2016年以后的5年間，幾乎每年都有一個針對民營經濟發展的重大文件發出臺。這在此前是沒有過的。有人曾歷數以黨中央、國務院名義發布的旨在支持、保護和推動民營經濟更好發展的文件，合并起來，共有138條。為什么我說總體上看我國民營經濟發展形勢很好，首先就是因為黨中央國務院不僅把這個問題放在一個非常重要位置提了出來，而且分別加以部署和實施，保證了民營經濟的應有發展條件和政策環境。

第二，針對社會上出現的關于民營經濟的各種錯誤思潮、錯誤認識、錯誤想法，甚至于錯誤做法，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召開專門會議并發表重要講話，鼓勵、支持和引導民營經濟持續、健康、穩定和更好更高質量發展。

自2016年以來，不包括習近平總書記視察各地工作時的講話和一般會議講話，僅召開針對民營經濟和民營企業家的專門會議并發表重要講話，5年間多達3次。

第一次是2016年3月4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政協十二屆四次會議民建、工商聯界委員聯組會上的講話。講話突出強調，要毫不動搖地長期堅持我國基本經濟制度，推動各種所有制經濟平等競爭共同發展，核心是“兩個毫不動搖”。在此之前，有一種輿論認為，強調做大做強國有經濟實際上就是不要民營經濟。在這一輿論影響下，很多民營企業家們感到“政策要變”，因此心神不定。在這樣一個背景下，習近平總書記召開專門座談會并講了這個話。他還特別強調，為更好保護和推動民營經濟持續健康發展，政府和企業要建立健康的“政商關系”，要做到既“親”又“清”，不能“勾肩搭背”。勾肩搭背既會敗壞黨風，也必然損害企業的公平成長環境。

第二次是2018年11月1日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民營企業座談會并發表重要講話。這次講話也是有背景的：2018年四五月份，社會上出現了幾種錯誤論調，一是宣揚所謂“民營經濟離場論”，二是聲稱搞混合所有制是“新公私合營論”，三是認為加強民營企業黨建、在民營企業建立黨組織就是“新控制論”等。針對這些錯誤思潮和論調，習近平總書記在講話中進行了嚴厲批駁。他明確指出，民營經濟是在黨的領導和政策支持下逐漸發展起來的，黨在多年改革探索基礎上制訂的一系列方針政策和路線是正確的，也是一貫的，過去沒有變、現在沒有變、將來也不會變。他明確指出，對那樣一些錯誤論調，大家既不要聽、也不要信。不僅如此，習近平總書記還第一次明確提出“民營企業和民營企業家是我們自己人”，并強調，在我國，民營企業不僅不能、不會離場，而且還要走向更新、更大、更廣的舞臺、發揮更大的作用。

第三次是2020年7月21日，針對中美貿易戰的形勢、針對疫情以來的經濟下滑局面，習近平總書記召開有民營、外資、國有企業幾方面企業家參加的座談會，其中一個重點仍然是大講發展民營經濟、鼓勵民營企業發展。

習近平總書記三次主持召開的專門會議及其講話，針對性都非常強，不僅給民營經濟和民營企業發展指明了方向，而且給理論工作者和實際工作部門也指明了方向。他強調，努力做好我們自己的事，更具實踐意義。總書記親自梳理、分析和闡述這些問題，清理人們思想認識上存在的誤區和障礙，糾正政府有關部門工作中存在的官僚主義、形式主義以及政策實施不到位或錯位、甚至掣肘等問題，所有這一切，都是民營經濟發展的重要保證。

第三，中國經濟較早較快進入恢復和正增長通道，給民營經濟提供了重要的基礎性發展條件。

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20年一季度中國GDP同比增長-6.8%、二季度3.2%、三季度4.9%（環比2.7%）、四季度6.5%，全年全國GDP增長2.3%。全國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到第3季度末，國有控股增加值同比0.9%、股份制企業1.5%、外商及港澳臺投資企業0.3%，余下的應是民營企業2.7%；全年，國有控股企業2.2%、股份制企業3.0%、外商及港澳臺企業2.4%、私營企業3.7%。中國經濟增長結果超世行預期（2020年1.6%、2021年7.9%），與中國社科院最新預測大體持平（2020年2.2%，2021年7.8%左右）。中國是G20國家中唯一正增長的。國民經濟能夠實現正增長，這個大背景當然有企業特別是民營企業的貢獻，也是其進一步發展的重要基礎。沒有國民經濟的正增長，不會有單個企業的順利發展；沒有國民經濟的順利發展，企業的增長就一定會受到嚴重抑制。

第四，特朗普政府挑起美中貿易戰，雖然給中國外貿進出口帶來了負面影響，但民營經濟對外貿易仍然保持了高增長勢頭。

2019年外貿進出口31.54萬億元，同比增長3.4%，但增速遠低于2018年（9.4%）。2019年，我國民營企業首次超過外商投資企業，成為我國第一大外貿主體。全年民營企業進出口為13.48萬億元，同比增長11.4%，占我國外貿總值的42.7%，比2018年提升3.1個百分點。其中，出口為8.9萬億元，同比增長13%。2020年貨物進出口總額增長1.9%，民營企業增長1.1%，占進出口總額的46.6%，比上年提高3.9個百分點。

據海關總署，2020年，我國貨物貿易進出口總值32.16萬億元，比2019年增長1.9%。民營企業進出口14.98萬億元，增長11.1%，占我國外貿總值的46.6%，比2019年提升3.9個百分點，第一大外貿主體地位更加鞏固，成為穩外貿的重要力量。外商投資企業進出口12.44萬億元，占38.7%，下降了1.2個百分點。國有企業進出口4.61萬億元，占14.3%，下降了2.6個百分點。與2019年相比，民營企業進出口增速下降了0.3個百分點。出口增長最快的是醫療器械41.5%，其次是口罩，增長30.4%。這些產品基本上都是民營企業生產的。

第五，更多民營企業開始做出股份合作和技術更新的新選擇，隨著通訊技術的發展，新業態更是日新月異，給民營企業發展添上了新翅膀。

現在的一些新業態，絕大部分都是民營企業創造出來的。比如，最近的“網紅經濟”和“網紅帶貨”，最開始主要是在福建，促進福建民營中小企業鞋帽、服裝等的銷售，發展得非常好。當然，也有些發展中的問題：比如，有些網紅拿的份額比較多，對制造業利潤擠壓得太厲害等等。但這是市場現象，不能單純依靠行政干預手段解決。解決和處理好這些問題，仍然有賴于市場的進一步放開和更加自由的競爭以及完善的法治。

“具體分析，多處堪憂”，歸納起來主要表現在如下四個方面：

第一，國內市場需求不足挑戰嚴峻。

“市場的冰山”雖然與“全球經濟復蘇進程中風險積累，保護主義、單邊主義明顯抬頭”、外部需求下降使民營出口企業受到影響、配套企業受到拖累有關，但疫情以來由于民營企業醫療器械和口罩等出口勢頭良好，“市場的冰山”更多地轉為國內。消費需求不足加上疫情防范，改變了人們的需求結構，對市場產生了較大影響。統計局公布的數據顯示，2020年全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下降3.9%，城鎮下降4.0%，農村下降3.2%，餐飲下降16.6%、商品零售下降2.3%。旅游、飯店、航空鐵路客運等衰退明顯，大量中小微企業倒閉、很多餐飲門店關閉，民營企業仍然未能走出困難期。CPI2.5%，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1.8%、工業生產者購進價格-2.3%，其中11、12月均環比上漲1.5%。

第二，“轉型的火山”仍然大量存在。

國內外市場需求結構的變化，對民營企業轉型升級帶來的挑戰及其壓力進一步加大。企業能不能順利實現發展方式轉型、技術和產出結構能不能做出更好調整，面臨眾多困難和挑戰。轉型需要資金和技術，資金不足，抵押能力又嚴重不足。這個問題，雖然經黨中央國務院多次部署有所減緩，但均具“滴灌”特征，不是“普降春雨”，多為“遠水”，不解近渴。挑戰仍如同火山，燃燒猛烈、烘烤嚴重，面臨生與死的挑戰。

第三，“融資的高山”還未實現跨越。

雖然銀保監會早在2018年11月就明確提出“初步考慮對民營企業的貸款要實現‘一二五’的目標，即在新增的公司貸款中，大型銀行對民營企業的貸款不低于1/3，中小銀行不低于2/3，爭取三年后銀行業對民營企業的貸款占新增公司類貸款的比例不低于50%”。這是及時落實總書記2018年11月1日民營企業座談會講話精神的重要表態。到2021年11月就是整3年，這個目標能否得到真正落實？

第四，投資低迷甚至衰退仍在持續。

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報，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速，2018年5.9%，2019年5.4%，2020年2.9%——其中，基礎設施投資增長0.9%、制造業投資下降2.2%、房地產開發投資增長7%；一產投資增長19.5%、二產增長0.1%、三產增長3.6%；民間投資增長1.0%。

當然，2020年有些產業投資增長速度仍然很高。例如，高技術產業投資增長10.6%，其中高技術制造和高技術服務投資分別增長11.5%、9.1%，高技術制造業中醫藥制造、計算機和辦公設備制造分別增長28.4%和22.4%。

第五，仍有一些民營企業家存在“不安全感”和“心神不定”的情況，創新發展的勁頭不足。

當前民營經濟發展表現出許多新的特點，歸納起來有如下幾點：

第一，機器換人最初是由勞動力成本持續上升所迫，它有助于提升企業生產效率和產品質量，但給企業和就業均帶來了新的壓力。企業面臨的是資金，就業面臨的是新領域選擇，資金過度匱乏的企業，難免陷入倒閉陷阱。如何引導替換下來的勞動力實現重新就業，則是新的社會問題。2019年全國城鎮失業人口接近2500萬。統計局公布的2020年城鎮失業率與上年持平（4.7%），城鎮失業人口應多于上年。

第二，新業態不斷涌現，但制造業發展仍然面臨巨大挑戰。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不協調、虛擬經濟賺錢效應超強，迫切需要給出政策引導——面對行業分布發生新變化，針對近年來出現的實體經濟不如虛擬經濟的賺錢之道和實體經濟受制網絡平臺經濟的現象（網紅直播帶貨引流銷售、壟斷市場、擠壓制造業企業利潤）。

第三，勞動密集型企業招工難、用工也難的問題進一步凸顯。這種情況的出現，與人口結構和勞動力結構有關。在就業彈性方面，近年城鎮就業彈性有所下行，2015-2019年城鎮就業彈性從0.40降至0.313，GDP增長1%拉動城鎮凈增就業規模從157萬的歷史峰值逐漸降至136萬。顯然，鼓勵和支持大面積開展職業教育、技能教育以及正確的輿論引導，已經提到日程。有些人用“資本雇傭勞動”理論鼓吹和反對實行按勞計酬以及強化監督管理，稱其為“血汗工資”，好似堅持的是馬克思主義，實際是違反了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論，迫切需要加以糾正。

第四，分散性、小規模制造業企業發展瓶頸約束日漸增強。股份合作、兼并重組等是通過行政主動推進、還是等待市場緩慢引導，進而促進更多民營企業做大做強，既是對政府的挑戰，也是對企業的挑戰。這個方向性標識已經顯現，中小、特別是小型民營企業，均面臨著新的抉擇。抱殘守缺和猶豫彷徨，是此類企業的一個突出特點。

第五，民營企業技術創新迫切需要再上一個新臺階。到目前為止，民營企業技術創新方面的一個突出特點是：實用新型專利、外觀專利發明較多，技術發明專利特別是基礎性關鍵技術的發明專利少。這是制約影民營企業發展的一個巨大瓶頸，影響著民營企業競爭潛力的培養和發展能力提升。能否做出符合實際的政策引導性和實現健康的企業技術創新方向調整，對政府、對企業都是挑戰。

民營企業家需要定心丸：

完善的經濟制度和實施科學管理

經濟觀察報：在不同階段，民營企業家關注的核心議題也不一樣。比如，在改革開放初期，民企最關心的可能是所有制問題；90年代之后非常關心行業準入。就您了解的情況而言，當前階段民企最關注的問題是什么？政府該如何回應民企的這些關切？在經濟的追趕階段，因為有現成的經驗可供借鑒，企業家只要看準問題，就敢大膽進入賽道；但當可供追趕的空間越來越小、越來越需要依靠企業自身的探索、創新時，對民營企業提出了哪些新的要求？是否意味著民企需要在發展模式、組織架構、公司治理、企業文化等方面進行一系列的變革？

劉迎秋：民營企業怎么辦？當前迫切需要企業、特別是民營企業進行更多、更新的創新性探索，而探索歸根到底都是人主導實施的——不管是自然人還是企業法人，其行為載體都是人。討論企業創新和再發展，需要重點解決的問題比較多，有幾個較重要的需要特別提出來：

第一，解決中國民營企業創新和再發展問題，首先要解決民營企業的發展意識、發展理念等思想認識問題。

“信心比黃金更重要”。前述提到有“民營企業家心神不定”，主要是講一些民營企業家還感覺沒有吃到“真正的定心丸”。產不恒，心無法恒。產不恒，心不一，創新、發展、忘我、進步等，就可能是一句空話。《孟子·滕文公章句上》講：“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茍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先人所講，言簡意賅，說的就是這個道理。

什么是民營企業家恒心的源泉？恒產。什么是企業家能夠以堅忍不拔的精神持續謀發展的“定心丸”？恒心。恒產和恒心源于何處？科學健康的經濟制度和健康有序的制度建設及其科學且符合實際的指導思想。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之所以獲得持續健康發展，一是黨的正確領導，二是選擇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三是確定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和發展是硬道理、科學發展是大道理的行為理念和行動路線，四是確定了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個基本經濟制度和市場體制的重要基點，就是長期堅持“兩個毫不動搖”不動搖。

但是，對此，有人不贊成。他們高舉并反復強調馬恩在《共產黨宣言》里講的“共產黨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論概括為一句話：消滅私有制”。這樣講，很有嚇唬人的作用，這也是很多企業家“心神不定”、“沒有安全感”的一個重要根源。

其實，全面深刻理解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和理論，不用學別的，認真學一下黨的十九大修改通過的新《黨章》總綱就足夠了。《黨章》總綱說，黨的最高理想和最終目標是實現共產主義，共同理想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離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堅持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和實踐，不可能實現馬克思的共產主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什么？就是要通過完善基本經濟制度來改變經濟落后、文化落后的局面，實現國民富裕、國家富強。《黨章》明確說，我們仍然處于并且還會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在這個初級階段，就要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制度不動搖。堅持共產主義理想這個根本方向的同時，還要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個基本實踐。方向明確、實踐扎實，中國才能夠經過幾代人、十幾代人、幾十代人的努力，建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完成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建設任務，實現民富國強，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并最終建成社會主義、邁向共產主義。

有鑒于此，當前我們就必須把思想、認識統一到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上來，將實踐回歸到國民普遍富裕、國家日益強盛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行動上來。從國家經濟發展角度看“民營經濟基礎論”和從區域經濟發展角度看“民營經濟支柱論”，就是真正能夠指導我國基本經濟制度建設的基本指導思想。這個思想，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

習近平總書記在2018年11月1日的講話以及后來的很多講話中都講到，從國家范圍看，民營經濟是重要基礎。他在浙江工作時曾講，民營經濟就是老百姓經濟。老百姓是誰？就是我們執政黨、政府公務員的衣食父母。去年公布實施的《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指導性意見》也明確指出，民營經濟是我國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基礎。

所以，要回歸到這樣一個非常實際的現實中來，民營企業家也要清醒認識這些問題，不要含糊，即民營經濟是重要基礎，民營企業家要學會當好這個重要基礎。

第二，民營企業健康發展有賴于政府行政體制改革的進一步深化：變管制型政府為服務型政府。

這一條黨中央在十九大報告中已經明確提出來，并做了全面部署，成為國家發展的基本方略。當前的關鍵是落實。中央一再強調要鼓勵、支持、引導和推動民營企業深化創新，包括技術、組織、市場、管理和文化等方方面面的創新。但是，如果政府定位不當、服務不好，企業就難于創新發展。鼓勵，重在政策扶持，包括減稅、降費，而不是讓企業去申請各種財政補貼；支持，不是直接干預企業日常經營，而是積極服務和幫扶企業；引導，不是與企業只清不親或親清相混，而是既清又親；推動，不是門好進、臉好看、事難辦，而是門要好進、臉要好看、事要好辦，而且要把企業必須找政府辦的事減少到最低限、推動企業更好發展。

第三，在前述兩個方面大幅度改進基礎上，民營企業家要沉下心來，踏踏實實搞創新、專心致志謀發展。

堅持好前述兩條，民營企業家就有了信心；有了信心，企業家就能夠做到“白天當老板、晚上睡地板”、廢寢忘食搞創新、一心一意謀發展。實際上，改革開放后的幾十年間，很多民營企業家已經做到了這一點。今后還能不能做到，關鍵要靠良好的制度保證、健康的政策鼓勵和有效的政府引導，同時也靠民營企業家主動和自覺。

當前民營企業創新發展的重點，是如下幾個基本方面：

一是發展模式創新。重在走現代企業發展道路，跨越所有制門檻，實現股份合作。

二是組織架構創新。重在管理的現代化和扁平化。即使是家族企業，也要選擇權力制衡的現代企業管理制度架構和公司治理模式。

三是企業文化建設與創新。不管是大企業還是小企業，都有企業文化建設的問題，差別在企業文化是有形還是無形的。有形，表現為企業文化理念凝結成為口號；無形，表現為企業雖然沒有特定的口號但有統一企業行為共同理念。企業能否長期持續健康發展，關鍵是看有無這樣一種共同理念和文化。因此，衡量企業是否能夠常勝不衰、永續發展的一個新標準，就是看企業有無自己的文化、至少有企業參與者普遍認同的發展理念，也就是指導思想。

經濟觀察報：你把民營企業家無恒產、無恒心的原因歸結為有一些錯誤思潮的干擾，但是否還是有一些其他事件的支撐、才能放大這些錯誤的思潮？否則，僅僅是這些思潮，也難以形成影響、對民營企業家造成干擾。

劉迎秋：你所說是對的，我很認同。我剛才說的是深層負面影響。如果在基本經濟制度上再進一步，包括貸款、技術資源的分享、各種補貼的獲取等方面，國有、民營都平等了，這個問題就解決了。但是，到目前為止，這個問題還沒得到全面解決。此外，我們在具體處理一些問題的時候，比如企業家行為過失的時候，或者對一些事件的處理有失偏頗的時候，也會對企業家的恒心、信心產生負面影響。這也是需要各級政府部門給予關注和設法改進的。

經濟觀察報：平等相待的問題，是不是就是我國在一些對外投資貿易協定談判中凸顯出來的“競爭中性”問題？

劉迎秋：對的。競爭中性、所有制中性、政府服務中性，這幾個中性是一致的。我國經濟體制機制改革的一個重要目標，就是要使政府成為一個中性的服務有為型政府。在國有企業與政府的關系上，也要進一步深化改革，二者不是捆綁在一起，而是要走政企分開、政府和國有資產分開的道路。如果是公益性、與維持社會公平和經濟穩定有關的企業，那就走國有國營的道路，不計較企業是否有收益或利潤。其他國有企業，則應一律回歸市場，成為獨立的市場主體，平等參與競爭，平等使用各種資源，平等納稅，平等受到保護，不受偏愛。如果這個問題得不到解決，就會導致民營企業認為自己不是親兒子，只有那些國有企業與政府之間才是真正的“父子關系”，才有真正的“父愛主義”。這樣做的結果，必然導致“軟預算約束”復歸，降低國有企業生產經營效率。

由此可見，競爭中性是必需要考慮實行的，也是必須通過深化改革加以實現的。如果這些問題都通過改革得到糾正了，民營企業家的那些擔心事、鬧心事，即使不是全部也一定是大部分能夠得到緩解和解決。

在還沒有解決上述問題的現階段，不能等著不做。一方面，民營企業家要認識到，這個問題一定會解決，而且正在解決。中國要成為國富民強的大國、成為真正的社會主義強國，也必須解決。但是，同時要看到，我國很大，解決上述問題必須一步步地進行。對此，民營企業家要有清醒的認識和理解，不要因解決過程中認識不清、方向不明、萎靡不振而影響自身的應有發展。總之，民營經濟、民營企業是老百姓經濟，是國家發展的重要脊梁和國民經濟的重要基礎，民營企業家要振奮精神、實干快上。

平臺企業反壟斷：

依法嚴格管控和公平處罰過度壟斷

經濟觀察報：在中國新經濟的發展過程中，初期往往會是寬松的環境以供企業探索發展，很多民營企業在此過程中迅速壯大——所謂“放水養魚”，而隨著新經濟發展的日漸深化，相應的一些問題也開始凸顯，政府也逐漸對其進行規范和監管。比如，近期開始對數字經濟領域平臺企業的反壟斷、個人隱私保護。這一規范和監管過程，如何既做到規范新經濟、同時又能保護弘揚企業家精神并能促進產業更好的發展？

劉迎秋：2020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談到了平臺企業過度壟斷問題。如何在反數字經濟領域平臺企業過度壟斷過程中既弘揚企業家精神、又規范平臺經濟、平臺企業行為及其發展又能帶動各個產業、特別帶動民營經濟、民營企業的發展，至少有四個層面的問題要解決：

第一，對壟斷要科學分類。有人說，只有行政壟斷才是真壟斷，其他都不是。這種說法不盡準確。可從多角度對壟斷進行分類。

其一，從壟斷發生形態的角度，可分為獨家壟斷和寡頭壟斷。實踐證明，獨家壟斷不行。那寡頭壟斷行不行？通常，寡頭壟斷有助于推動經濟發展，但是寡頭的過度勾結和過度壟斷同樣會影響發展。

其二，從市場支配能力角度，可分為經濟性壟斷和特許性壟斷。前者是憑借企業自身擁有的市場控制力所形成的壟斷；后者是憑借政府特別準許獲得的市場壟斷能力——比如煙酒、特定用途的藥品、槍支彈藥等，都屬于特許經營。

其三，從買賣行為在市場中的地位角度，又可分為買方壟斷和賣方壟斷。賣方壟斷，指市場上只有一個賣家，其他都是買家，買方之間有競爭，但賣方一家說了算。買方壟斷，則指市場上只有一個買家，其他都是賣家。

其四，從壟斷形成原因的角度，可分為自然壟斷、技術壟斷和行政壟斷。

綜上所述，壟斷有多種類型，簡單地說只有行政壟斷才是真正的壟斷，缺乏科學性，不可取。

第二，壟斷、特別是對行政性壟斷，在我國現階段只能逐漸消除，難于一次性根除。因為行政性壟斷的減少和消除，與我們的體制改革進程負相關。改革越深化，行政性壟斷就會越少，發生濫用行政權力的情況也會越少。但在我國目前發展階段，有些行政壟斷還難以避免。比如，地方保護主義。雖三令五申反對地方保護，但是，短期內還是難于取消。因為，我國實行的是“財政分灶吃飯”。所以，行政性壟斷還不可能馬上全部根除。但是，不合理的行政性壟斷要分門別類、區別輕重緩急、逐漸削弱、逐步取消。原則是，凡市場能夠做、能夠管、能夠辦的，政府就不再參與。包括政府和國有企業之間的關系，要對“父愛主義”和“父子關系”依法加以限制。只有這樣，才能保護各類企業平等的市場競爭地位，促進市場效率的提升和改善。

第三，要明確，謀求市場壟斷是所有市場主體的內在要求，反壟斷的要義，是依法平等管控和公平嚴厲處罰過度壟斷行為。每個企業都希望獲得某種壟斷權，因為壟斷權就是支配權，支配權力越大，能夠參與市場定價的可能性就越大，從而獲得超額收益的可能性也就越多。因此，每個市場主體都有這種傾向。這種傾向好不好？不能簡單地說不好。因為這種傾向會鼓勵企業通過技術創新、組織創新、市場創新，實現更多的收益，因此它是有助于創新和經濟發展的。但是，企業在市場上的支配權力過大，形成了過度壟斷，就會阻礙其他市場主體的競爭，就會成為必須反壟斷的對象。

所以，反壟斷的重點，是強化反過度壟斷；強化反壟斷的要義，是依法嚴格管控和公平處罰過度壟斷。當然，反過度壟斷過程中，要盡可能避免區別性、歧視性和寬嚴不一。反平臺經濟領域里的平臺企業過度壟斷和防止平臺投資無序擴張，要依《公司法》和《反壟斷法》，嚴格管控、平等處罰，不能對平臺企業嚴、對其他企業寬；對民營企業嚴、對國有企業寬。只有這樣，才能保護市場正當競爭，促進市場健康發展。

第四，反平臺經濟領域里的平臺企業過度壟斷，是為了讓平臺經濟更好更快更健康發展，并由此帶動民營經濟和整個國民經濟更好發展。通過強化反壟斷，管制過度壟斷，規范平臺企業市場行為，懲罰平臺經濟領域里的不正當競爭，不僅有助于改進和提升平臺企業質量，促進平臺經濟持續健康發展，而且有助于與平臺具有高度關聯關系和借助平臺進行企業產品營銷的民營企業更好和更高質量發展，也就是有助于廣大企業特別是民營企業獲得更加完善、有效的市場環境和交易環境，從而有助于推動整個民營經濟和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