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新污染物治理步入“快車道”

目前，我國在有毒有害新污染物監測分析、風險評估、排放源溯源、污染物有效去除技術研發與評價等方面開展了工作，研究建立了“篩—評—控”逐級識別與分類管理的新污染物治理體系，形成了系列標準、技術規范，有效支撐了新污染物治理工作。

　　◎本報記者 李 禾

　　近日，生態環境部公布了《關于多氯萘等5種類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環境風險管控要求的公告》，對5種類持久性有機污染物（POPs）作出了淘汰或限制的規定。截至目前，我國已全面淘汰23種類《關于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的斯德哥爾摩公約》管控的持久性有機污染物，全國主要行業二噁英排放強度大幅下降。我國對新污染物的治理步入“快車道”。

　　動態開展對新污染物的“篩—評—控”

　　新污染物是指排放到環境中，且具有生物毒性、環境持久性、生物累積性等特征，對生態環境或人體健康存在較大風險，但尚未被納入管理或現有管理措施不足以有效防控其風險的有毒有害化學物質。

　　據了解，新污染物大多具有器官毒性、神經毒性、生殖和發育毒性、免疫毒性、內分泌干擾效應、致癌性、致畸性等多種生物毒性。同時，新污染物還可以隨著空氣、水流實現長距離遷移，并經食物鏈富集后，長期蓄積在生物體內。

　　去年5月，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新污染物治理行動方案》（以下簡稱《行動方案》）指出，有毒有害化學物質的生產和使用是新污染物的主要來源。

　　目前，國內外廣泛關注的新污染物主要包括國際公約管控的持久性有機污染物、內分泌干擾物、抗生素等。《行動方案》還明確提出了新污染物治理的分階段目標任務、實施路線圖。《行動方案》的出臺，意味著我國新污染物治理工作已全面啟動。

　　生態環境部固體廢物與化學品管理技術中心主任劉國正說，與常規污染防治不同，新污染物治理的復雜性在于有毒有害化學物質種類繁多、來源廣泛、環境風險隱蔽。在確定每種新污染物治理措施時，需緊密結合環境風險的特異性，找到有針對性的環境管理對策。

　　“目前，我國在有毒有害新污染物監測分析、風險評估、排放源溯源、污染物有效去除技術研發與評價等方面開展了工作，研究建立了‘篩—評—控’逐級識別與分類管理的新污染物治理體系，形成了《化學物質環境風險評估技術方法框架性指南（試行）》等系列標準、技術規范，有效支撐了新污染物治理工作。”生態環境部科技與財務司司長鄒首民說。

　　“篩—評—控”逐級識別與分類管理的新污染物治理體系，是指有關單位開展調查和監測，篩選出環境風險較大的新污染物，科學評估其環境風險，再對其實施源頭禁限、過程減排、末端治理的全過程環境風險管控措施。劉國正說，由于人們對新污染物危害的認知是一個不斷深入的過程，新污染物的篩查與環境風險評估還需要不斷推進。

　　綠色替代品助力新污染物治理

　　多年來，我國大力研發新污染物綠色替代品、替代技術，有效支撐著新污染物治理工作。

　　以六溴環十二烷（HBCD）為例，HBCD是一種多溴代白色固體物質，可以作為阻燃劑添加到其他材料中使用。研究發現，HBCD本身具有毒性，容易進入生物體內，HBCD的大量長期累積還可能增加致癌風險。

　　山東是HBCD的生產和加工使用大省，山東省生態環境廳固體廢物與化學品處處長鄒曉東說，在推進HBCD淘汰過程中，山東省生態環境廳科學制定方案，協助企業尋找綠色先進的替代產品和工藝技術，推動產業優化升級。

　　“經過專家們的反復研究、試驗認證，發現甲基八溴醚和溴化SBS（溴化苯乙烯—丁二烯—苯乙烯嵌段共聚物）能有效替代HBCD，并且具備工業化生產條件、環境風險低。原來使用HBCD生產保溫板材的企業，僅需要簡單調整工藝參數就能使用替代品進行生產，并使產品質量滿足國家要求。如今這兩類替代品的產能正在不斷擴大，產銷兩旺。”山東省固體廢物和危險化學品污染防治中心主任劉強說。

　　生態環境部新聞發言人劉友賓表示，我國強化持久性有機污染物替代品和替代技術的研發與應用，助力鋼鐵、化工、造紙、建材等十余個行業綠色轉型升級。目前，我國環境和生物樣品中有機氯類持久性有機污染物含量水平總體呈下降趨勢。

　　不僅如此，我國還為新污染物的全球治理貢獻了“加速度”。

　　作為《關于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的斯德哥爾摩公約》的首批簽署國之一，我國每年減少了數十萬噸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的生產和環境排放，提前完成含多氯聯苯電力設備下線處置的履約目標。

　　生態環境部原副部長邱啟文表示，簽署公約以來，我國建立國家履約機制、構建環境風險防控體系、強化綠色替代、參與全球治理等，為履約貢獻了中國方案、中國智慧和中國力量。

　　2021年印發的《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的意見》，針對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等，提出了實施調查監測和環境風險評估，建立健全有毒有害化學物質環境風險管理制度，強化源頭準入等要求。

　　根據《行動方案》，“十四五”期間，我國將對一批重點管控新污染物開展專項治理。同時，建立健全管理制度和技術體系，強化法治保障。強化科技支撐與基礎能力建設，加強宣傳引導，促進社會共治。

　　建立新污染物治理科技支撐體系

　　據不完全統計，《行動方案》發布后，全國約30個地區發布地方新污染物治理工作方案。新污染物治理工作正在全國范圍內加速推進。

　　但不容否認的是，我國新污染物治理仍處于起步階段，面臨著治理難度大、技術復雜程度高、科學認知不足等困難和挑戰。

　　“面對新挑戰以及新的防控需求，應以有效防范新污染物環境與健康風險為核心，以構建新污染物的風險評價與控制技術體系、建立完善風險評價方法學、識別重點風險源為目標，開展一系列基礎理論研究和關鍵技術研發。”中國工程院院士侯立安強調，應大力發展高效、靈敏的新污染物檢測技術，實現新污染物識別、重點管控新污染物清單研究，開展新污染物生物毒性和健康風險評價體系研究，發展綠色、高效的新污染物實用去除技術，研發、構建大數據技術支持下的、涵蓋新污染物轉化遷移體系的智慧化水網等。

　　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科學院生態環境研究中心研究員江桂斌則表示，面對更為繁復的新污染物環境問題，我國需要建立一套較為完善的科技創新機制，促進新污染物治理技術的研發和應用，提高新污染物治理效果，保障生態環境的持續改善。例如，通過區塊鏈、深度學習等技術研發綠色替代品；通過人工智能與自動化技術相結合，開發針對新污染物的毒性測試和優先化篩選體系等。

　　江桂斌說，基于人工智能的深度學習系統可以讓新污染物的防控與風險預警更進一步。比如可以從一個化合物的結構設計開始，提出綠色化學合成方案，從源頭減少對生態環境具有潛在危害的化學品的產生，為環境友好型替代品的安全設計提供虛擬篩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