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尋北京紅色印記 | 紀曉嵐故居的一段紅色傳奇

北京珠市口西大街241號是一處歷史名宅——紀曉嵐故居。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革命先輩劉少白曾在紀曉嵐故居第三進院居住，因此，這里又被稱為“劉公館”。在白色恐怖下，劉公館成為建在敵人眼皮底下的中共秘密聯絡點，在傳遞黨的信息和營救革命同志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紀曉嵐故居成了“劉公館”

昔日的劉公館位于現在西城區虎坊橋附近，就是人們熟知的紀曉嵐故居，又稱閱微草堂。春暖花開，這座古色古香的四合院生機盎然，駐足院中那棵有300多年樹齡的海棠樹前，溫暖的風吹過面頰，也掀開了記憶中一段不平凡的革命往事。

紀曉嵐故居，即劉公館舊址

上世紀20年代初，劉少白在老家山西當中學老師。1923年，大女兒劉亞雄考上北京女子高等師范學校（后為北京女子師范大學，即女師大），進京求學。很快，她就成為學生運動骨干，還秘密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從女兒的來信中，劉少白對天安門“五九國恥”紀念會、三一八慘案、女師大復校等學生愛國運動有了深入的了解。雖然與共產黨組織沒有直接接觸，但通過與大女兒的交流，以及書刊雜志的介紹，劉少白對共產黨的主張非常贊同。

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背信棄義，公開破壞國共合作，大肆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志士，轟轟烈烈的大革命失敗。當看到共產黨人不斷遭到殘酷鎮壓與迫害，劉少白心急如焚。經人介紹，他加入了中共的外圍組織“互濟會”，想方設法掩護和救助共產黨人及進步青年。

劉公館今貌。劉岳/攝

1928年，劉少白應老同學溫壽泉之邀，擔任河北省建設廳秘書主任。當時，河北省省會設在北平。9月，他舉家從山西遷往北平虎坊橋60號，租下紀曉嵐故居的第三進院居住。這年年底，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了三年的劉亞雄回國，在上海繼續從事革命工作，父女倆書信往來。從大女兒的信中，劉少白讀出了年輕共產黨人的信心與力量。在他心目中，像大女兒這樣的共產黨員們是中國的希望與未來，所以，即使身處官場倍感身心疲憊，只要想到這些勇敢的年輕人，劉少白心中就有了寄托。

1929年，劉少白當上天津商檢局局長，結識了大小官僚、洋人買辦、商會老板、銀行家等，社交廣泛。此時，劉少白每個月有500塊大洋的薪水，家境有了很大改善，他在北平虎坊橋的家開始被稱為“劉公館”。

劉公館成了中共秘密聯絡點

1930年，國民政府工商部邀請各商檢局局長到上海議事，劉少白也在其中，住在豪華的東方飯店。當時，全國籠罩在白色恐怖中，國民黨特務到處追捕共產黨。一天，劉亞雄在國立北京女子師范大學最要好的兩個同學——趙世蘭（趙世炎烈士的姐姐）和李惠來找劉少白，因為她倆遭到特務盯梢，情急之中想到劉亞雄說自己的父親住在東方飯店。得知原委，劉少白把二人藏在房間，自己去附近旅館住了一宿，臨走前，他叮囑值班門房不得讓任何人進入，門房知道劉少白的身份，不敢有二話。趙世蘭和李惠躲過了危險。

1930年，劉少白與小女兒汝蘇在劉公館

1931年1月中旬，劉亞雄被中共中央派往山西傳達六屆四中全會精神，在從上海到山西途中，她回到北平看望父親。與女兒談話后劉少白得知，中國的志士仁人所向往追求的民族獨立、自由平等、人民當家作主，在蘇聯正在成為現實。盡管此時劉亞雄還未向父親透露自己的真實身份，但劉少白早已認定大女兒是一名共產黨員。她和她的同事們每日奔波與奮斗，為的就是要讓中國像列寧領導的俄國和蘇聯那樣，解放受剝削、受壓迫的工農大眾，趕走帝國主義列強，把苦難深重的國家引向民主、富強和繁榮。劉少白心潮澎湃，夜不成寐。他把自己的百般思緒梳理成一句話：有共產黨在，民族甚幸，國家甚幸！

沒過多久，劉亞雄擔任中共河北省委（時駐天津）秘書長。為了傳遞黨的信息和營救革命同志，劉亞雄建議河北省委在北平設立一個秘密聯絡點。基于父親對革命事業的理解與支持，劉亞雄請示省委批準后，將北平聯絡點設在了父親的居所——劉公館。

特務眼皮底下的革命活動

起初，出入劉公館的是些商界要人、社會賢達。自劉公館成為中共河北省委的秘密聯絡點后，出入往來的人物，有的禮帽長衫，有的西服革履，在外人看來不外是商人、學者、教師、職員之類，實際上他們是中共地下黨人。其中，有中共河北省委書記殷鑒、秘書長劉亞雄、聯絡員劉錫五和周仲英等。

莫斯科中山大學時期的劉亞雄

作為中共地下秘密聯絡點，劉公館的主要任務是負責轉送上海黨中央給河北省委的經費。上海寄來的匯款（包括大額匯款），以某商行、某公司名義寄給劉少白。常年往返于平津之間的劉少白，會盡快將款項送到天津的中共河北省委，或由河北省委派人來取。傳遞文件或轉達重要事項，也往往在劉公館進行。每當這個時候，劉少白全家老小都會行動起來，或倒茶送水，或擦桌掃院。在局外人看來就像在熱情招待親朋好友，其實他們在為革命同志望風放哨。

劉公館門前是行人車馬往來不斷的珠市口西大街，順街往東不過幾百米，路南的鷂兒胡同5號，便是由京師警察廳沿襲下來的北平偵緝大隊。因此，這一帶經常有身著灰布衫、手里捻把著兩個核桃的便衣特務出沒。但由于劉少白的身份地位，特務們眼皮底下的劉公館并沒有引起他們的注意。

2002年11月30日《北京晚報》1版報道，經過一年多修繕、布展，一度成為晉陽飯莊經營場所的紀曉嵐故居變身為一座雕梁畫棟、曲徑通幽的清雅之地。

在劉少白的家人眼中，出入家里的這些共產黨員們雖然生活清貧，但文明懂禮、充滿理想激情，他們的行為舉止也對劉少白和他的家人產生了深刻影響。劉少白的二女兒劉競雄成為一個思想積極、追求進步的少年。她在共產黨員鄭德音指導下寫出了《中國婦女的出路》等進步文章，并在校刊上發表，還在學校演講會上做了演講，深深打動了臺下的同學。劉少白的侄子劉武雄參加了黨的外圍組織“讀書會”，開始接觸馬列主義思想。

全力營救革命志士

1931年4月，河北省委秘密交通員蒲振聲從天津火車站附近的郵局取到信件趕回省委機關，路上被國民黨密探跟蹤，不幸被捕。此時，特務也發現了省委機關駐地，前去開會的省委負責人陳原道、劉亞雄、劉寧一、陳伯達等人被捕。剛剛改組的河北省委又一次遭到嚴重破壞。

面對危局，中共中央立即重新組建河北省委，由天津遷到北平，由殷鑒主持省委工作。劉公館繼續作為省委聯絡點。

中共黨組織將劉亞雄等人被捕的消息告知劉少白，希望他能利用自己在天津的上層關系設法營救。劉少白焦急萬分，立即從家中取出2000塊銀元連夜趕到天津。

第二天一早，劉少白到看守所打聽。巡長識得他的身份，不敢怠慢，拿出被捕人員名單讓劉少白查找。可翻了幾遍，沒找到劉亞雄等人的名字。原來，他們為了便于開展工作，沒用真名。于是，劉少白又讓巡長翻開登記簿上的照片一個一個地找，果然找到劉亞雄等人，劉亞雄已改名叫張玉梅。巡長說，這批人犯的是“共案”，想要通融，恐怕要從上頭想辦法才行。

2001年6月8日《北京日報》9版報道，北京舉辦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80周年展覽，展出了很多珍貴的黨史資料，其中包括劉公館的故事。

為了疏通關系，一向節儉的劉少白專門在國民飯店包了房間，又買了不少名人字畫、古董珍奇，用于打點各處關節。很快，2000塊大洋就花完了，他只好又從家里拿了些錢。幾經輾轉，劉少白見到了東北軍的軍法處長，此人一開口就要10萬塊。劉少白為官清廉，商檢局長只做了一年多，又打點了一路，家底所剩不多，已籌不到什么錢了。

此時，中共中央也在大力營救天津被捕的同志。中央特科負責北方情報工作的胡鄂公帶著助手楊獻珍，于4月中旬從上海乘船到達天津。營救活動極其秘密，胡鄂公、楊獻珍、劉少白三人分別住在三個地方。楊獻珍住在日租界大同公寓，而胡鄂公的住處只有楊獻珍知道。凡要見胡鄂公的人，先由楊獻珍接待，再由楊獻珍把胡鄂公接到大同公寓見面。楊獻珍經常去國民飯店同劉少白聯系，劉少白也會到大同公寓見楊獻珍。幾天后，天津法院向劉少白透出口風，稱如能拿出5000塊銀元，劉亞雄這批人便可獲釋。胡鄂公聞訊立即趕回上海向黨中央匯報。當時中共中央的處境非常艱難，但仍然同意用錢贖回關押在天津的同志。

劉公館小主人智斗憲兵特務

1931年7月，設在北平的中共河北省委再度遭到破壞，劉少白從事革命活動以及劉公館是省委秘密聯絡點暴露。

劉公館遭到憲兵特務破壞，劉少白的侄子劉武雄被抓。存放在他家的黨的經費法幣匯單2000元，以及家里多年積蓄的2000多塊銀元也被劫掠一空。所幸，二女兒劉競雄因為長得瘦小，被特務們誤以為是個小孩，劉競雄索性裝作不懂事的樣子，和他們頂頂撞撞，特務們也懶得理她。她趁特務吃晚飯不注意，從紙屏風上撕下一塊紙，用小鉛筆頭寫上“家中有事千萬勿回”，悄悄塞給收拾桌子的廚師趙芝貴，趙芝貴又轉給了后院鄰居王子才。王子才見事態嚴重，立即將紙條封在信封中，當晚讓家中傭人去天津國民飯店送到劉少白手中。

晉東南抗日根據地的四位女同志，劉亞雄（前排左）、劉竟雄（后排左）與康克清（后排右）、徐福靜（前排右）在延安的合影。

見到二女兒寫的紙條，劉少白知道情況危急，只好先撤離天津國民飯店。北平的家回不去，天津也不能久留，幸虧他在商檢局接觸港務與船運多，對海上通道比較熟悉。于是，他化裝成商人模樣，雇了輛黃包車，連夜從天津碼頭搭上了去大連的客輪。幾經周折，他回到老家山西。

憲兵特務在劉公館一直設伏到九一八事變才撤走。這期間，劉競雄不但保護了自己的父親，還趁同學來家里收作業本的機會，設法讓她們帶出消息，使當時住在文昌胡同的劉尊琪、住在四川會館的姜榆芝等革命同志幸免于難。

盡管劉少白再沒能回到劉公館，但是，在短短三年中，劉公館把共產黨的工作延伸到國民黨反動派統治下的大城市中，對于共產黨的事業開展有著重要意義。這個地下聯絡點如同暗戰中的橋頭堡，功不可沒。

開明紳士其實是秘密共產黨員

1937年7月，經王若飛、安子文介紹，54歲的劉少白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并以開明紳士的身份繼續投入抗日救亡運動。

劉少白《入黨志愿書》節選

1940年1月，興縣農民銀行改為西北農民銀行，劉少白出任行長，為發展抗日根據地經濟、解決軍需民用、鞏固晉西北抗日根據地發揮了重要作用。《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中有一篇《關于民族資產階級和開明紳士問題》的文章，里面提到：“晉綏邊區的劉少白、陜甘寧邊區的李鼎銘等人，在抗日戰爭和抗日戰爭以后的困難時期內，曾經給我們以相當的幫助。”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國委員會第三次會議（1951年10月23日至11月1日在北京召開）期間，毛澤東與山西各屆人民代表會議協商委員會副主席劉少白握手。

新中國成立后，劉少白的共產黨員身份才被公開，他當選了山西省政協副主席。1968年，劉少白去世，享年86歲。1987年，時任國家主席楊尚昆為劉少白題寫碑名，中共中央黨校原校長楊獻珍為其撰寫碑文：“劉少白以身許國，畢生求真，屢遭坎坷，不改初衷，急公好義，扶危濟困，高風亮節，直道而行，浩然正氣，亙古長存！”

如今，劉公館舊址已被命名為北京市愛國主義教育紀念地，成為愛國主義教育和革命傳統教育的一個窗口。

歷史資料：《劉少白傳》《北京紅色遺存》、京報集團圖文數據庫

聯合出品：北京日報、北京市委黨史研究室市地方志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