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習袁寶華同志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1980年，鄧小平同志會見袁寶華等中企協同志。

1985年12月18日，袁寶華在寶鋼總廠調研。

一個離休了多年的世紀老人，一個國家經濟綜合部門的原領導者，2019年5月9日悄然離世，沒有組織宣傳，消息卻不脛而走。轟動了京城，轟動了全國，轟動了許多的國際友人，黨和國家領導人、各有關部門、企業、學校的領導、親朋好友表示哀悼，這是何故？毫無疑問，這是他從不為自己，總是為別人著想的人格魅力，這是他舍棄自我、自以為非的思想方法，早已深刻于人們的心中。他就是我們敬愛的領導、長者、良師——袁寶華同志，寶華同志離開我們三年了，我們深切懷念他！

我們在國家計委和國家經委工作期間，有幸與寶華同志朝夕相處10余年。寶華同志的綜合素養、人格魅力和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及工作作風，給我們留下了終生難忘的印象，我們時時都被他的崇高風范感染著，成為鞭策我們努力前行的榜樣。老一輩革命家陳云說過，毛主席的最偉大高明之處，是他用哲學思想培育了一代人。袁寶華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寶華同志的人格魅力，早已被人們交口稱道，但他的思想方法卻少為人知。恰恰正是他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人格魅力有機融合，才使寶華同志無論在什么情況下，都能夠高瞻遠矚，從容淡定，運籌帷幄，決勝千里。

一、堅持自以為非的思想方法

1937年9月，寶華同志根據組織安排，由北平幾經輾轉回到了久別的故鄉河南南召縣，成為南陽特委、地委委員兼統戰部長、青年部長，公開身份是南召國民抗敵自衛團司令部的政訓主任，參與領導我黨在南陽的抗日救亡運動。那時他才21歲，正值滿腔熱血，才華橫溢，意氣風發，指點江山的年代，他憑著對黨的忠誠和拯救人民于水火的志向，決心和大家一道用青春和熱血，在古老的南陽大地開辟一片嶄新天地，譜寫一部壯麗篇章，發憤讓南召變成“小陜北”，讓李青店（鎮）變成“小延安”，讓現代中學變成“小抗大”。他以政訓主任身份作掩護，為我黨建立地方武裝，發展黨的組織，培訓抗日干部隊伍，開展抗日救亡宣傳活動，做了大量工作，使得南召城鄉抗日烽火轟轟烈烈，風起云涌。三年時間里，發展地下黨員600多名，黨組織遍及南召城鄉，掌握武裝7000支鋼槍。未曾料到，轟轟烈烈的抗日救亡運動引起了國民黨反動派的注意和警覺。寶華同志提前接到組織通知，撤離南召，奔赴延安。沒有撤離的同志，由于叛徒告密，二三十人慘遭殺害，不少人被捕入獄。自此，南召轟轟烈烈的抗日烽火陷入低潮。

痛定思痛。寶華同志雖然不是南陽地委主要領導，但在延安中央黨校和整風學習中，還是理論聯系實際，深刻總結反思了南召地下斗爭的經驗教訓。收獲是，自己在斗爭中得到了鍛煉和提高。教訓是，年輕沒經驗，不知道保護自己，不懂得隱蔽戰線工作的實際，由于當時處在國共合作時期，卻忽視了地處國民黨統治區的實際，更忽視了我黨力量的壯大，尤其是武裝力量的壯大，必然遭到國民黨反動派的警覺直到血腥鎮壓。主觀脫離了客觀，犯了主觀主義的錯誤，思想根源就是自以為是。陳云同志在他的學習筆記上批了“自恃聰慧，自以為是”。寶華同志說，這八個字使他受益終生。做一個獻身于黨和人民事業的自覺的革命者，光有理想、有抱負、有熱情、有干勁是不夠的，還應有正確的思想方法和堅忍不拔的毅力。從此，他下定決心與“自以為是”決裂，向著“自以為非”轉變。

寶華同志從自以為是轉為自以為非的思想方法，根植于他在南陽從事的三年抗戰救亡運動，完成于著名的延安整風，應用并發展于解放戰爭和新中國成立后經濟建設以及改革開放的偉大實踐。

最終形成了他自以為非思想方法的幾條原則：（1）不以自我意識為依據，而以客觀實際為依據的思想原則。（2）不以片面認識為依據，而以全面認識為依據的思想原則。（3）不以已有經驗為依據，而以發展變化實際為依據的思想原則。（4）不以成績為依據，而以問題導向為依據的思想原則。

總起來說，寶華同志自以為非的思想方法，就是堅守調查研究、實事求是的方法；就是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全面、比較、反復的方法；就是主觀合乎客觀，主觀與客觀相統一的方法。一句話就是與自我本位、自以為是徹底決裂的方法。

掌握并運用自以為非的思想方法，使他在各個不同的歷史時期，不同的工作崗位，始終都保持著清醒的頭腦，明白自己應該做什么，怎么做，為什么做，有效地避免或少犯主觀主義、經驗主義、官僚主義的錯誤，至少不犯大的錯誤；使他通過調查研究得來的東西，總比別人全面、客觀、合乎實際，對矛盾問題的認識，總能透過現象抓住本質，特別是在經濟發展轉折時期，總能做出符合客觀實際的理性判斷；使他提出的解決矛盾的方案實際管用，總能得到黨中央、國務院領導的賞識與支持；他組織貫徹黨的路線、方針和政策，一絲不茍，持之以恒，絕不敷衍。執行中鼓勵創新，創新又不偏離方向，為黨和人民的事業不斷做出新的貢獻。

二、堅持調查研究的基本工作方法

寶華同志調查研究的基本工作方法，始于“一二·九”革命運動，自覺于延安整風運動和東北解放戰爭時期的地方黨群工作，貫穿于新中國經濟建設和改革開放發展的全過程。調查研究使他隨時隨地了解把握著實際情況，鍛煉增強著從實際出發解決問題的才干與方法，同時又在與人民群眾打成一片中，時刻密切著黨與群眾的血肉聯系。這對依靠群眾，宣傳群眾，發動群眾，卓有成效地開展工作意義重大。調查研究幾乎成了寶華同志工作的全部。他要從調查研究中汲取人民群眾的無窮力量；他要從調查研究中探求實事求是的無盡智慧；他要從調查研究中找尋克服主觀主義、經驗主義和官僚主義的思想武器。的確，調查研究使他時刻做到胸中有數有底氣，實事求是有勇氣，開展工作有方法，有效地避免主觀主義、經驗主義和官僚主義的錯誤。他是名副其實的“新中國經濟的活賬本”，他向中央、國務院匯報工作，不念稿子，言簡意賅，邏輯井然，數據詳實，精確到小數點后面兩位數。

他把毛主席倡導的沒有調查研究，就沒有發言權的科學論斷，他把陳云強調的拿出90%的時間用來調查研究、10%的時間用來制定政策的嚴格要求，自覺地貫徹在他領導下的經濟部門，并形成良好的工作制度和工作作風。用他形象的說法，機關里一個處室，放一張桌子、一把椅子就可以了。意思是一個處室3—4人，平時留一人看管門市，接打電話，處理公文，其他人深入基層和企業調查研究。“調查研究如十月懷胎，解決問題則一朝分娩”。他這樣要求部署，自己更是以身作則作出榜樣。寶華同志常年工作的繁忙程度，用日理萬機形容絕不過分。雖然他每天工作都在12個小時以上，但他每年還要堅持擠出4—6個月來調查研究。他到各地、基層和企業調查研究，尤其是涉及重大政策的調查研究，形成了這樣一個習慣，就是聽完現任領導班子匯報，一定要再聽聽退居二線的老同志的意見，有機會還要聽聽當地老朋友、老熟人的意見，并把三方面反映的情況匯總分析，再形成調查報告。他認為這樣做，掌握的情況會更實際、全面，制定的政策會更科學、正確。

寶華同志做調查研究，自覺把“走出去”與“請進來”結合起來，做到日常工作和調查研究兩不誤。企業、基層的負責同志到北京來，都很想來看看他，和他說說心里話。按照寶華同志的工作日程和繁忙程度，很難擠出空隙安排，秘書也不忍心安排。但寶華同志對秘書的要求是，一定安排，一個不落。他說，“經委是企業的娘家，我工作忙，見不了10分鐘，見5分鐘，見不了5分鐘，見2分鐘。”而且他要求把來人的單位、姓名提前通知傳達室放行，“我們要熱情迎進門，要讓座，要沏茶。”他說，這不是簡單見個面的小事，而是檢查我們執行黨的群眾路線的大事，也是調查研究的一種方式。“企業、基層的同志來京，提出見我，決非隨心所欲。他們會再三考慮，我會不會見他們？見面說些什么？先說什么？后說什么？他們不知琢磨幾琢磨，躊躇幾躊躇了。我們應當想他們所想，急他們所急，幫他們所需，不能讓他們期望而來，失望而歸。能馬上解決的問題馬上解決，馬上解決不了的問題，說明解決的期限，我們解決不了的問題，一定要向人家說清楚說明白。”企業的同志都說，寶華同志是他們敬重的領導，更是他們的良師益友！

寶華同志做調查研究，還有一種形式就是定期召開企業廠長（經理）、書記座談會，每月一次，雷打不動，一次一個主題，與工作同步進行，多在北京召開，有時也到外地開。直到他90歲高齡，才改為一個季度一次，這對密切與企業的聯系，及時解決企業的問題，發現具有普遍性傾向性的問題十分重要。?

袁寶華

1953年9月17日，袁寶華（前排左四）在龐家堡龍煙鐵礦調研。

袁寶華會見來華訪問的日中經濟貿易中心會長木村一三先生。

在寶華同志看來，調查研究既是密切聯系群眾，科學制定政策，實事求是，做好工作的需要，也是當好領導參謀助手的需要。這里列舉一個年代較遠、但仍有現實和深遠意義的事例。這個事例既反映出寶華同志注重調查研究，隨時掌握實際情況，努力當好領導參謀助手的一面，又反映出寶華同志堅持實事求是，不唯上、不媚俗的品格及其深厚的綜合素養。那是在1958年開始的“大躍進”年代，也是舉國上下熱到天上的年代。“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描述的是當時農業的狀況，反映到工業上，便是大辦鋼鐵，鋼鐵“大躍進”，“三年超英，五年趕美”，就是當時工業狀況的縮影。中央接連不斷開會討論，提出1958年要煉出1070萬噸鋼的指標。這個指標比1957年的產量翻了一番，也高出冶金行業實際生產能力的一倍。雖然指標原則定下來了，但毛主席心里不踏實，又一次召集鋼鐵企業廠長、書記以及所在省、市負責同志召開座談會聽取意見。會議在北戴河召開，時任冶金部長王鶴壽和寶華同志也參加了會議。寶華同志當時是冶金部部長助理，分管冶金工業生產與銷售，了解實際情況。毛主席一個一個點名問話，問過的人都說可以完成。當毛主席點名詢問寶華同志時，寶華同志沒有向前面同志那么表態，也沒有表示不行。他只能說，“我們冶金系統的10 個生產環節里，每一個環節都有一面紅旗，礦石、耐火材料、煉焦、煉鐵、煉鋼、軋鋼、機械、輔助單位都有，只要大家都能夠達到10面紅旗的標準，完成鋼鐵任務是沒有問題的。”聽完寶華同志的發言，毛主席沉思片刻，指示陳云同志繼續摸底，務必把指標搞扎實。陳云同志當時是國務院副總理兼中財委主任，是寶華同志的老領導，實事求是是出了名的，有他領導，寶華同志心里踏實多了。在那個年代，那樣的場合，寶華同志那樣的表態，的確是難能可貴的，更是值得我們學習的！

再舉一例，在企業全面整頓即建設性整頓中，圍繞著企業廠長（經理）的任職年齡曾引起一場軒然大波。那是1982年，鄧小平同志提出了干部隊伍要實現“四化”的要求。在當時的背景下，國務院主要領導明確指示寶華同志，企業調整領導班子，廠長（經理）的任職年齡不得超過50歲，并且要作為制度規定下來。國家經委是企業的主管部門，寶華同志又是全國企業整頓領導小組組長，自然也最有發言權。如果簡單順從，那么在恢復性整頓中被調整上來的絕大部分廠長（經理）因年齡原因將被調整下去，勢必造成巨大震蕩，對企業生產經營不利，對經濟發展不利。這不是寶華同志的行事風格。寶華同志認為，鄧小平同志提出干部“四化”的要求，是站在戰略的高度，是為了解決干部的終身制。企業與黨政部門不同，不應一樣對待，而應有所區別。再者，在企業恢復性整頓時，把原來一些有作為的廠長、副廠長調了回來，這些人經歷過“文化大革命”，差不多都在40歲以上或50多歲了，有的還要大一些。如果將年齡一下卡在50歲，勢必把絕大多數企業廠長、副廠長從崗位上調整下來，年輕人又接替不上，必將對企業的生產經營造成巨大沖擊。第三，將大中型企業廠長的年齡定在50歲，如果任期3年，當他們53歲或54歲時就沒有資格再當選了。這就使一大批有經驗、身體壯的中年干部上不了廠長的領導崗位，造成人才的浪費，很可惜。第四，企業廠長（經理）任期制很值得研究，這在很大程度上會妨礙職業企業家隊伍的形成。企業廠長（經理）與黨政機關干部的管理體系應脫鉤。一個較成熟的廠長只要對企業有利，年齡可以延長。寶華同志的意見得到國務院領導的認可與支持，使廠長（經理）的年齡得到了適度放寬，因此平息了風波。

實踐表明，調查研究既是做好工作的基本工作法，又是當好參謀助手的基本工作法，對黨和人民的事業有百利而無一害。即使科學技術、信息網絡以及大數據高度發達，調查研究這個法寶只能發揚光大，絕不可以丟掉！

三、堅持問題導向的主要工作方法

寶華同志的工作經歷，就是問題導向解決問題的工作經歷。僅從大的方面來說，他從參與東北解放戰爭和建設，在縣委書記和東北工業部計劃處長任上，開展每項工作，如發動群眾、土地改革、支援前線、恢復生產、抗美援朝等方面，都是克難攻堅，成績卓著；新中國成立初期，他被選為中國政府代表團隨員參與談判蘇聯援助我國的156項工程，歷時10個月，千方百計排除解決地質資料奇缺等困難，圓滿完成全部項目簽約，深受周總理、陳云、李富春等領導賞識；回國后他負責組織落實一個又一個項目，從地質勘察、項目設計、施工建設等等無一不是在迎著困難，克服困難中前進。尤其是在三年“大躍進”時期，寶華同志在冶金工業部分管鋼鐵生產和銷售，又處在鋼鐵“大躍進”的風口浪尖，他用調查研究、實事求是的態度，經受住了嚴峻考驗；“文革”期間有8年時間，他在國務院生產組長任上，率領二三十人的隊伍，機智巧妙地排除林彪、“四人幫”的百般干擾，艱難維持著我國國民經濟的運轉，被國務院領導贊譽為“國民經濟的總調度”。寶華同志常說，什么叫工作？工作就是解決問題，工作的過程就是解決問題的過程。寶華同志一貫的工作原則和方法是，首先，通過調查研究摸清情況，找準問題；其次，就是制定出周密工作計劃，明確目標任務，精心組織落實；第三，在工作過程中善于發現典型，總結成功做法，開展經驗交流，推動面上工作；第四，每項工作結束，都要認真總結，表揚先進，鞭策后進，以利再戰。他從來不做表面文章，不會虎頭蛇尾，總是嚴肅認真，善始善終。那些長期與他共事或在他領導下工作的同志都這樣評價他：與寶華同志一起工作共事，放心、舒心，工作雖然苦累一些，但身心都輕松愉快。

十年“文革”結束，恰逢改革開放前夕，國家百業待舉，百廢待興，當時的李先念副總理指示寶華同志去西方走一走看一看。這是他自新中國成立初期出訪蘇聯十個月，談判考察蘇聯援助的156項工程后，第二次出國考察，也是首次考察西方發達國家。寶華同志深知西方之行的責任重大。他于1977年至1980年間四次率團出訪，先后考察了英、法、德、瑞、奧、日、美等國家。尤其考察日本的一個月，近似蹲點。長時期呆在國內，與世隔絕。此次走出國門，收獲真的是前所未有。開闊了眼界，拓寬了思路，認識了什么是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看到了中國經濟與西方經濟的差距，中國企業與西方企業的差距。明白了經濟要搞好，企業首先得搞好。這是寶華同志此次考察西方最深切的體會。如果說新中國成立初期時對蘇聯的考察，奠定了他的計劃經濟管理思想，那么此次對西方國家的考察，則奠定了他的發展商品生產和市場經濟的思想，為他在改革開放新的歷史時期，組織領導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和市場經濟、進行企業改革、加強企業管理做了思想及理論上的準備。

企業整頓、改革和立法工作是“文革”結束和改革開放前后相當長一個時期，全國經濟工作的重點任務，也是寶華同志問題導向主要工作法的經典之作。從1977年的全國工業學大慶會議到1988年國家經委撤銷，前后歷時11年，先是恢復性整頓4年，后是全面整頓即建設性整頓4年，再是企業升級和管理現代化，其中企業改革從擴權讓利起步到建立經濟責任制以及主持制定企業法貫穿全過程，工作一項比一項深入，使命一項比一項艱巨，但寶華同志無一不是在艱難中堅韌不拔，善始善終。

以撥亂反正、恢復企業元氣為內容的企業恢復性整頓，首先是整頓領導班子，恢復企業原有的領導體制，撤銷革委會，恢復廠長職能；把那些追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造反起家的人、幫派思想嚴重的人及打砸搶分子清除出去。同時改正企業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基層組織”提法。其二是改善經營管理，扭虧增盈，重點是恢復企業管理的規章制度。恢復性整頓和扭虧增盈結合起來進行，以促使企業走上正常的軌道。其三是擴大企業自主權。1979年4月中央召開工作會議指出，在擴大企業自主權、建立經濟責任制的同時，企業要實行民主管理，把企業經營好壞同職工的物質利益掛鉤。這不僅加速了恢復性整頓進度，而且也是恢復性整頓與改革的結合，為企業改革做了鋪墊。

全面整頓即建設性整頓是在恢復性整頓基礎上，針對整頓工作進展不平衡，中央作出的新部署。整頓要達到的目標也很明確，就是“三項建設，六好要求”。“三項建設”是通過全面整頓，逐步建設起一種既有民主，又有集中的領導體制，逐步地建設起一支又紅又專的職工隊伍，逐步地建設起一套科學文明的管理制度。“六好要求”是通過“三項建設”使企業能夠正確地處理國家、企業、職工個人三者的經濟關系，出色地完成國家計劃，成為三者兼顧好、產品質量好、經濟效益好、勞動紀律好、文明生產好、政治工作好的“六好企業”。為此，國務院又專門成立了全國企業整頓工作領導小組，由中央組織部、全國總工會、勞動人事部、財政部、團中央、婦聯等有關部門參加。寶華同志擔任組長，全面負責企業整頓工作。全國企業整頓領導小組辦公室設在國家經委，由企業管理局、學大慶辦公室三位一體，主任由企業管理局長兼任。各部委、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都成立了相應的組織機構，并由黨政負責同志組織工作組，深入企業蹲點調查幫助整頓。

全面整頓進行了4年，到1985年底結束。4年里，每年都制定詳細的工作計劃，每年都按計劃完成了任務；4年里，全國企業整頓領導小組堅持不懈推動這項工作，相繼召開了40次整頓工作例會，幾乎每月一次，研究、部署、檢查、督促整頓工作；4年里，寶華同志每次都參加并主持會議，善始善終，圓滿完成全面整頓任務。1985年12月底，最后一次企業整頓工作會議，根據地方和部門推薦，會上命名了首鋼等230個企業為“全國企業整頓先進企業”。經過兩年的全面整頓，企業呈現一派令人欣喜的局面。整頓促進了企業素質和經濟效益的提高，為推進企業管理現代化創造了有利條件，也為促進經濟發展和經濟體制改革的順利進行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以擴權讓利起步的我國企業改革，是在傳統計劃經濟體制條件下的孤軍深入，是新體制取代舊體制的一場沒有硝煙的特殊戰爭。

袁寶華在中國人民大學講話。

其目的是讓企業成為自主經營的主體，提升企業自主經營的能力和市場競爭的能力。經歷過那段歷史的人們都清楚，改革的阻力有多大，碰到的困難就有多多。改革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改革不能急于求成，而應循序漸進。企業改革是寶華同志最先向中央提出來并得到中央支持的，企業擴權的十條意見也是在他主持下擬定出來并得到中央全會通過頒發的。

中央、國務院的支持，始終堅定著寶華同志披荊斬棘、乘風破浪推進改革的信念，而從擴權讓利到建立經濟責任制、提高經濟效益的艱難實踐也考驗著寶華同志的無窮智慧和堅強毅力。實踐證明，他組織領導企業改革的方法和策略是正確的，效果是卓著的。概括起來有這么幾條：一是善于把借勢與造勢有機結合起來，就是把可行的主張轉變為領導的主張，通過領導的東風和力量推進改革工作；二是善于把解決實際問題與解決思想認識問題有機結合起來，在解決實際問題之前，先統一思想認識；三是把解決思想認識問題融入到實際工作中去，促進實際問題的解決；四是先行試點，積累經驗，試點中鼓勵支持大家勇于實踐，大膽創新。試點中出現問題，主動推功攬過，承擔責任，使在一線工作的同志放下包袱，輕裝上陣。寶華同志以其雄厚的素養、高超的藝術、敏銳的洞察力，結合著企業改革的進程，春風化雨般無形地化解著改革進行中的重重矛盾，把握并指導著企業改革這艘航船乘風破浪到達勝利的彼岸。

企業改革從1979年，國家經委確定的京、津、滬8家企業和四川省100家企業試點起步，到1980年6月底，根據29個省區市和一些工交部門的統計，試點企業總計擴大到6600余家，約占全國預算內工業企業總數的16%，但試點后產值達到總產值的60%左右，利潤達到利潤總額的70%左右。其中上海、天津試點企業的利潤達到利潤總額的80%以上，北京達到94%。企業改革從擴權讓利的利潤基數留成、利潤增長提成、利潤包干到利改稅以及建立經濟責任制為核心的各項經營管理自主權的落實，到1984年中央作出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時，企業改革已渡過了最艱難的階段。企業改革與企業整頓同步開展，相互促進，相得益彰，既為經濟體制改革作了開路先鋒，又為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繁榮城鄉市場，改善人民生活起到了積極推進作用。

以廠長負責制為中心制定企業法（原為工廠法），是又一項比企業改革難度還要大的開創性工作。這項工作的倡導者是鄧小平，他于1978年提出這一重大命題。制定企業法的牽頭人開始是彭真，1984年移交給寶華同志為牽頭人。參與這項工作的部門多達 60家，少時也有20多家。直到1988年終獲全國人大會議通過，前后歷時10年。其間組織全國性大型調查研究6次，不同類型的座談會不計其數，先后修改易稿21次，向中央書記處匯報3次，向全國人大匯報3次，可謂十年磨一劍，這在我國立法史上絕無僅有。

回顧起來，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制定以廠長負責制為中心的企業法，注定了它必然的艱巨性、復雜性和長期性。因為它所要解決的不僅是企業領導體制即企業內部黨政工三者關系、三者分工問題，而且是直接牽扯到了國家領導體制的重大問題，絕不是制定企業法能夠解決得了的。因為小平倡導、彭真重托，當然發展商品經濟，企業也需要明確法律地位，再難的擔子也得擔起來。為此，他率領企業法起草小組不畏艱難，負重前行。首先，問計于企業，向企業調查研究要辦法；其次，問計于各相關部門，向各部門調查研究要辦法；第三，選擇大連、常州開展廠長負責制試點，向試點要辦法，要經驗；第四，把調查研究和試點進展狀況及時向中央書記處匯報，聽取中央的指示。通過以上的做法，積極推動著企業立法工作。最終通過的法律草案對企業領導體制的表述為：“企業建立廠長為首的生產經營管理系統，廠長在企業中處于中心地位，對企業負有全面責任。”這是歷時10年，集中了上上下下各個方面的智慧，形成的廠長負責制的內涵，很不容易。

《企業法》的制定和頒布實施是我國經濟體制改革與法制建設的一件大事。一是，它結束了長期以來企業法律地位不明確的狀態，是具有一定權利和責任的經濟法人。二是，國家作為資產所有者，對企業該管什么，不該管什么，有了初步規范和律條。三是，企業的經營方式不再拘泥于“國有國營”的傳統模式，而是依據企業的不同情況，可以采取承包、租賃、股份等多種方式。四是，《企業法》的出臺還表明了我們黨開始注意到把自己的主張通過法定程序變為“國家意志”。這對以法治國，以法治理經濟，以法鞏固改革成果，推進改革步伐，以法調整企業內外部各種經濟關系，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企業制度，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企業整頓、改革與立法，長期由寶華同志一肩挑著，已經足夠艱巨繁重。寶華同志那時已屆70歲高齡，工作繁忙緊張的程度一般人理解不了。每天中午1時許，機關辦公樓里人們都已飯畢休息，而他還在伏案閱批急件要件。晚上不過8點，他從未離開過辦公室，10點或11點也是經常的，年年月月天天如此……他肩上的擔子實在太重了！

然而，他未曾料到，新的重擔又向他壓來。那是1985年，中央醞釀由他兼任中國人民大學校長。這是中國共產黨創辦的第一所大學，由1937年延安的陜北公學幾經輾轉變遷，從華北聯大到華北大學，新中國成立后的1950年，中央決定改名組建中國人民大學（以下簡稱“人民大學”），前兩任校長吳玉章、成仿吾，都是我黨資格最老、德高望重的老一輩革命家和教育家，自1982年成仿吾校長去世，校長位置一直空缺。中央領導從各方面綜合考慮想到了袁寶華同志，而且明確非他莫屬。寶華同志深知做好人民大學校長的分量，他唯恐辜負中央厚望，幾經推辭未果。怎么挑起人民大學校長這副重擔？寶華同志依然從調查研究入手。他一手有條不紊處理著國家經委的繁重工作，一手調查思考著人民大學的校情實際與未來發展。他花了兩個月的時間，與學校的各級領導班子包括各教學行政部門負責人交流思想，找老教授、青年教師談心，傾聽學生們的想法，召開各種形式與規模的座談會，心中有了底數。一幅人民大學的宏偉藍圖繪制出來了！由于種種原因，人民大學歷史與現實問題成堆。人們瞧著滿頭銀絲、精神矍鑠、慈祥可親的老人，既對他抱著重望，又為他捏把汗。寶華同志看問題解難題歷來更勝一籌，人民大學問題多，優勢也多。困難大，決心更大。他要依靠學校干部，依靠學校師生，依靠學校的黨組織，調動起校內外一切經濟因素，老當益壯，排除萬難，為著繼承光大人民大學的光榮傳統，發揮人民大學的學科優勢，堅持社會主義辦學方向，堅持學校教育改革和發展努力奮斗。

首先，他在中央領導支持下，從自身工作實際和人民大學實際出發，創新設立人民大學黨組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的領導體制。人民大學黨組對國家教委黨組負責，黨組成員由教委黨組指定，學校的大政方針由黨組討論決定，其他一切校務、教學實行黨組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這樣的領導體制有利于寶華同志集中精力抓事關學校發展方向和全局的大事，日常工作放手交由常務副校長全權去處理。實踐證明，這樣做大家都覺得順當。

二是，建設一個團結奮進的領導班子和一支堅強有力的科研與教學隊伍是辦學的根本。寶華同志到人民大學，首先抓校、院（系）兩級班子和隊伍的建設，他期望班子和隊伍應成為眾望所歸的班子和隊伍。他提出“學新知、立新意、樹新風”的九字要求，使人民大學有一股清新的空氣；他要求大膽選拔、起用有才能的年輕人，把他們放到各級領導崗位，給他們鍛煉機會，使他們很快成長起來。同時，對年輕干部加強培育使用，嚴格要求，希望人民大學多出人才，出好人才。

三是，對人民大學的教育改革，寶華同志提出，首先是教育指導思想的改革。他主張民主辦學，反對教授治校。他認為教授在學校中的地位和作用是重要的，但辦學還是要堅持民主辦學的方針。他強調，民主辦學意識不光領導者要有，所有師生員工都要有。民主辦學意識不是自我意識，而是自主意識。在他主持下，制定了以疏通民主渠道、落實民主辦學為主旨的13條具體辦法。辦法規定，學校定期召開校務委員會會議、教職員工代表會議和學生代表會議，作為師生員工對學校進行民主管理和公開監督的有效形式。學校領導班子在確定學校重大決策前要廣泛征詢師生員工的意見，按照民主辦學程序反復討論，集思廣益，群策群力，切合實際，科學決策，避免失誤。所有的人都要身體力行，尊重知識，尊重知識分子，與老教授、老專家赤誠相見，虛心聽取他們的意見，和他們交知心朋友。寶華同志強調，要在發揮老教授、老專家、老教師作用的同時，加強青年學術帶頭人的培育，促進中青年教師在教學、科研方面得到更快的提高。要求老教師們都要挈帶青年，獎掖后進，為提高他們的“知名度”創造條件。那些年在許多老教授的帶領下，人民大學一批卓有成就的中青年人脫穎而出。

四是，他大力倡導理論聯系實際這個人民大學的優良傳統，要求教學科研要為實踐服務，努力培育數量更多、層次更高的合格人才。在許多教授的主張和支持下學校恢復社會勞動課，讓學生走出學校，到農村、到工廠、到商店調查研究。改變研究生在應屆畢業生中招收的辦法，規定招收的研究生中有實踐工作經驗的必須占一半以上，應屆畢業生的研究生進校后必須按規定先到工廠和商店實習一段時間，再回來攻讀學科理論，當然教師也需要實踐，學生實習，教師要帶隊。

五是，他心系知識分子，尊重知識分子。他把思想上的關心、尊重知識分子與落實知識分子政策、切實解決他們工作、生活中的實際困難結合起來。在思想建設上他要求廣大師生員工堅持馬克思主義理論和社會主義辦學方向，確保馬克思主義政治理論課在學校教育中的特殊地位不動搖，抵制并批判馬克思主義過時論思潮的干擾和影響。針對現代大學生的特點和他們關心的問題，寓思想政治教育于系統的理論教育之中，側重培育學生樹立科學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培育他們運用馬克思主義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他強調，捍衛馬克思主義就要通過研究馬克思主義來發展馬克思主義。在落實政策和解決實際問題上，寶華同志也花了很大力氣。在他的努力下，中青年教師的職稱問題，教授、副教授的住房、電話問題、家中安裝煤氣灶問題等等，都一一得到妥善解決，使大家都把精力集中用在教學、科研上，用在學校發展建設上。

寶華同志在人民大學的7年，為人民大學贏得了難得的發展機遇和發展條件，也贏得了廣大師生員工可親可敬老校長的贊譽。

四、堅持培育干部的關鍵工作方法

注重培育干部，提升干部隊伍的綜合素質，是寶華同志領導工作的高明遠見之處。寶華同志以他的親身經歷和實踐認為，培育和建設一支高素質的干部隊伍，無論過去、現在和未來，尤其是在實行改革開放、發展商品生產，進行企業改革，加強企業管理的新的歷史時期，是非常重要和必要的，否則要取得改革開放的成功、經濟發展的成就是不可能的。

袁寶華說：“企業要升級，管理也要升級。”

1996年11月9日，袁寶華會長代表中國企業家協會在國際勞工組織“企業論壇”上發言。

寶華同志是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剛剛閉幕，全黨工作著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新形勢下，倡導并集中力量、下大功夫抓干部培訓的。培訓對象主要是國家經委系統的領導干部、國營大型企業的負責人以及國家經委機關司局級以上的干部。培訓形式主要有三種，一種為集中培訓形式，一種是定期講座形式，再一種是研討會形式，其中以集中培訓形式為主。為貫徹理論聯系實際，學以致用的原則，培訓班不叫培訓班，而叫研究班。培訓工作由國家經委主辦，中企協承辦。寶華同志親自擔任研究班的班主任，每期都帶頭講話授課，并明確要求學員“解放思想，獨立思考，研究問題，總結經驗”。培訓內容由淺入深，從啟蒙教育到專題研究，從學習西方經驗到融合提煉，自成一家，從科學管理到現代化管理，步步深入，聯系實際，學以致用，效果很好。

集中培訓形式分三個階段進行，即啟蒙教育階段，西方經濟與企業經營管理研究階段，中國特色經濟與企業經營管理研究階段。

啟蒙教育階段。即從1979年至1982年，主要圍繞著商品經濟的重要性，什么叫企業管理？什么叫工業管理？什么叫經濟管理而展開的。因為經委系統各級主任、副主任、企業的廠長（經理）和書記等，都是從計劃經濟管理走過來的，對計劃經濟條件下的經濟管理和企業管理耳熟能詳，而對商品經濟及其管理卻幾乎白紙一張。因此，啟蒙教育是十分必要的。師資力量除了邀請薛暮橋、胡喬木、鄧力群這些大家來授課，中國人民大學在師資和教材方面也發揮了重要作用。

西方經濟與企業經營管理研究階段。這是在干部培訓開展一個段落之后，與啟蒙教育穿插進行的。主要有日本經濟與企業經營管理、美國經濟與企業經營管理和西歐經濟與企業經營管理等。這些內容都是寶華同志率團考察歸來組織翻譯成冊的寶貴資料，其目的是讓經濟和企業的干部全面了解西方企業是怎樣經營管理的。寶華同志認為，西方國家管理經濟、管理企業和企業經營管理的做法與經驗，是他們經過實踐而總結出來的寶貴成果。我們不可照搬，但一要虛心學習，二要分析比較，三要借鑒創新。對西方國家、企業的做法與經驗，我們的方針應當是，“以我為主，博采眾長，融合提煉，自成一家”。

中國特色經濟與企業經營管理研究階段。1982年3月，在寶華同志主持下總結了研究班的工作，對研究班今后研究方向，確定除繼續學習國外經驗外，重點轉到總結中國企業自己走過的路。所以，研究班課題開始以研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企業經營管理科學體系為主，力爭把中國企業的經驗系統化、理論化。共同商定六個專題：企業領導體制、企業思想政治工作、企業管理基礎工作、企業經濟效益、老企業技術改造、企業經營管理。六個專題圍繞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進行系統地研究。一期一個專題，內容集中，也易于深入。六個研究課題，自1982年9月到1984年1月，共辦了六期研究班，歷時一年零四個月，參加研究班的有600多人次，主要是廠長、部分書記和工會主席以及有關部門主管人員。研究成果每次出一本書，共出六本書。就是上世紀80年代編印的一套理論聯系實際的企業管理研究系列叢書。

經過以上三個階段，一共舉辦45期干部研究班，相繼對全國省級、地（市）級經委主任、體改委主任、工業城市經委主任、大企業負責人以及走上領導崗位的工程技術人員進行了系統管理培訓。為了使干部培訓工作走上制度化、經常化，在寶華同志倡導下，國家經委陸續創辦了大連、成都、武漢、上海、天津、無錫、廣州和西安等8個培訓中心，這在當時是國內首創，作為經委系統領導干部和企業廠長（經理）、黨委書記的培訓基地。

據不完全統計，輪訓省、地（市）經委、體改委主任、副主任和大型企業廠長（經理）和黨委書記近4000人次，青年廠長（經理）800余人次，中高級管理人員30余萬人次，還選派了2000余名中青年管理干部出國進修。

通過中外研討會的形式提升企業經營者的素質和企業管理水平，是寶華同志倡導的又一種培訓形式。寶華同志十分關心把我國經濟改革與發展的成就和我國的企業介紹到世界舞臺上。改革開放以來，他出訪了許多國家和國際經濟組織，大力提倡和推動我國企業參與國際經濟技術合作。他廣交五大洲朋友，從學者、企業家到部長、總理和國家元首，他從不以地位高低決定親疏關系，總是以他那種少有的真摯坦誠、儒雅風范、雍容大度和淵博知識，給對方留下深刻印象。他是我國卓越的“經濟大使”，更是杰出的“民間外交家”。在他的積極努力下，中國先后與世界40多個國家和地區、近70個國際組織建立了友好合作關系和交往，為中國企業和企業經營者走出國門，放眼世界，開闊思路，提高素質和國際市場知名度創造了條件。其中聯絡合作較多的有日本、美國、西歐、澳洲等國家著名的經濟團體。

世界經濟論壇是寶華同志十分重視的一個國際經濟組織，其前身是歐洲管理論壇。該組織每年舉辦一次年會，邀請世界各國政要和學者、企業家就共同關心的議題發表意見，交流看法。該組織在國際上的影響越來越大，被稱為“非官方的國際經濟最高級會議”。1980年4—5月間，寶華同志率代表團訪問了歐洲管理論壇，對這個論壇和負責人施瓦布先生都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在寶華同志的積極倡導下，中企協與該組織建立了良好的合作關系，每年派出一個部長級小型代表團參加其年會。從1981年開始，該論壇同中企協聯合每年在北京舉辦世界經濟論壇北京企業管理國際（高官）討論會，由他約請西方工商管理人士來華與中國企業家共同討論一些大家感興趣的問題。中方企業參加人數每年有數百人。討論會引起中外企業的關注和歡迎，先后已舉辦了26屆。

與日本日中人文社會科學交流協會（現更名為日本經營行動研究會）聯合舉辦的“中國企業管理討論會”，自上世紀80年代開始已舉辦了22屆；與日本經營者團體聯合會（已與日經團聯合并為日本經團聯）合作，每年在中日兩國輪流舉辦一次“中日產業研討會”，共舉辦了11屆，很有影響。

與澳大利亞“澳中貿易合作委員會”共同舉辦了“中澳高級管理人員討論會”，每年在兩國輪流召開，前后舉辦了12屆。當時澳大利亞總理霍克來參加過會議，時任國務院總理也參加了會議。第一次討論會1984年6月在北京舉行，田紀云副總理到會祝賀。寶華同志多次會見過澳方會長阿爾德里奇，并和馬洪同志率領中國企業家代表團到堪培拉參加過這一活動。

對國家經委機關干部主要是司局級以上干部的培訓，主要采取定期講座的形式進行。國家經委是黨中央、國務院負責國民經濟運行的職能部門，是組織指導協調工業部門和地方經委機關工作以及管理工交企業的首腦機關，國家經委機關干部隊伍素質和水平的高低，直接關系著經委系統干部隊伍的素質和水平，關系著國民經濟運行的質量和水平，關系著工交企業運行的質量和水平。因此，寶華同志在抓經委系統領導干部和大中型企業廠長（經理）、書記等培訓的同時，也把國家經委機關司局級以上干部的培訓作為一項根本性工作來抓。一個月舉辦一次，一次講座半天。教員以中國人民大學知名教授為主，也請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科學院等科研院所的著名研究人員來講。講座內容都緊密聯系國內外經濟和企業管理科研成果實際。這樣的講座一直堅持到國家經委被撤銷。成效顯著，反映很好。

寶華同志在我國改革開放的偉大歷史轉折時期，運用培訓、講座和國際交流三種主要形式，對經委系統干部骨干和國有大中型企業負責人進行培訓和交流，對于推進我國企業整頓、改革和管理，促進國民經濟快速健康發展發揮了極大作用。

寶華同志從1935年參加“一二·九”革命運動，1937年至1940年領導南陽地區的抗日救亡斗爭，1941年在延安黨中央組織部工作，1946年后參加東北地區解放和建設，五十年代到中央重工業部主管鋼鐵工業工作，六十年代主持全國物資工作，“文革”期間負責國民經濟總調度，七十年代后主持全國工交生產工作，他的經歷反映了新中國經濟建設的一個重要歷史方面，也造就了他的卓越才干。他在長期革命、建設和改革發展實踐中，形成的獨特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風及非凡能力，來源于他對革命事業的忠誠和使命感，來源于他長期的工作歷練，來源于他幾十年形成的良好習慣，他幾十年如一日，堅持讀書學習不間斷，堅持記日記筆記不間斷，堅持工作總結不間斷，堅持今日事今日畢，明日事今日計不間斷。寶華同志為黨為人民鞠躬盡瘁，死而后已，忘我工作，功績卓著的崇高風范，贏得了人們普遍的贊譽。

國務院原總理朱镕基稱贊他：廉頗跨安情未老，赤臣謀國志不休。忠誠練達功績著，公正廉明口碑留。

國務院經濟研究中心原主任王夢奎稱贊他：三山傾覆酬鴻志，四海規恢見匠心。滿城爭說袁公好，豈止情操貽子孫。

《人民日報》原總編輯范敬宜稱贊他：德高望重，而不居功自矜也；清正廉明，而不孤芳自賞也；謙沖平易，而不隨俗自薄也；博聞儒雅，而不恃才自炫也。人生至此，庶幾無憾焉。

寶華同志，我們永遠懷念您！